“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是毛泽东主席根本上解决北方缺水问题的高瞻远瞩。自此南水北调便成为几代水利人的追求。在东、中、西南水北调三线调水线路的初步设想中，西线调水线路处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腹地，因而在工作难度上它堪称之最。背负着一代伟人的期望，为了有效地解决西北、华北地区缺水的现状，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黄委院的测绘队员活跃在这个生命禁区，战胜了重重困难，勾勒着这一造福子孙的伟大工程的雏形。是他们用酣畅淋漓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用凝结在这块年轻土地上的汗水和泪水，铸就了写满忠诚的丰碑。
喝河水，烧牛粪
咱也体会体会红军过草地的那个苦
1988年测绘总队西线测区任务相当艰巨，翻山越岭近千公里的水准测量全部靠同志们一步一步地量出来。5月的天气，正是春末夏初，内地早已是绿草青青，花红柳绿。但寒冷的高原白天气温也只有15、16度，夜晚气温甚至降到零下18度左右。寒冷的天气，草儿也总是迟迟不肯钻出地面，队员们雇的马牛因为吃不饱，瘦瘦弱弱驮不动更多的东西，所以队员们也总是肩挑背扛。白天，往往是大家背负着沉重的仪器，一个测站一个测站地测量，汗水湿透了全身；晚上回到宿营地时又冻得上牙打下牙。
在高原，素有“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就是暴风骤雨，所以被雨水淋透是常有的事。那是在水准点的造、埋项目上，1.5米深的标坑常常会挖到冻土层，队员就用钢钎凿、用手挖，用帽子盛上土往上送。不期而遇的暴风雨，给坑里灌了水，人也成了落汤鸡。他们只得以帽代瓢往外舀，往外泼。每一次雨后同志们都是从头到脚的泥和水，每次又都是乐嗬嗬地说洗澡真舒服。
1989年6月下旬，周国庆和孙登可过达日河选像控点。晚上9 点来钟，俩人牵着马在返回途中，突遇狂风冰雹的袭击，光秃秃的山上，他俩东躲西藏钻在马肚子下，怀揣着资料，撅着屁股任冰雹侵袭。半小时后，冰雹逐渐变成了雨点，俩人赶往河边，想过河赶回驻地，可是河水已经暴涨。无奈，他俩躲在河边的一块岩石下，坐在湿漉漉的地上，背靠背等待着天亮。
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大，自打进入测区，队员们的午餐一般都是河水就馒头。就连这有时也不能保证。1988年7月的一天，由于洪水冲断了道路，送粮油的车未能按时到达测量五组宿营地，小组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口渴了，一捧冰凉的河水来解渴；主食不足，找来铁丝窝成鱼钩钓鱼吃；柴火少了，学着藏胞的样拾牛粪烧。同志们笑称：喝河水，烧牛粪，咱也体会体会红军过草地的那个苦！
这次“打游击”我去不了了，你把工作安排好。
这段时间工作很累，买只羊，大家补补身子。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无价的生命又是那么的脆弱。在西线，在1990年，在这支测绘队伍中，曾经有一颗扑愣愣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让我们回到1990年7月，一个年轻生命定格的那一刻吧。杨广成，身在农村的父母双患残疾，姊妹五个中惟一一个大学生，1987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黄委会设计院测绘总队外业队工作。
1990年5月杨广成第一次加入到南水北调西线测绘队伍。初到青藏高原他感觉到非常不适，高原反应极其强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他带一个小组进入了测区。不巧当地正有可怕的“鼠疫”流行。进入该地区作业，万一有人被传染，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工作进展环环相扣，这要是一耽误，整个工作就要滞后一年。队员们果断地做出了选择：抓紧时间快进快出。身为组长的杨广成每天起早贪黑，奔波操劳。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小组同志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提前一个月完成了任务。接着他们又连夜装车搬出疫区，来到了第二测区治多县当江乡。工作上的过度劳累加上强烈的高原反应，杨广成不胜严寒患上了感冒，恶心、呕吐、呼吸困难、胸口隐隐作痛。尽管这样，性格倔犟的杨广成仍然坚持工作，直到7月10日他再也不能爬起。同志们急忙找来当地藏医，医生诊断小杨的感冒已转成堪称“高原杀手”的肺水肿。
7月11日，几经周折，队友们找来了治多县县长的小四门车，小组的同志眼含热泪把杨广成抬上了车，临行前他对检查员曹天一说：“这次‘打游击’我去不了，你把工作安排好。这段时间大家很累，买只羊，大家补补身子……”
从驻地到治多县医院，60多公里的路上杨广成休克三次，赶到医院时，他已是气息奄奄。医生们多方救治，终是回天乏术，同行的同志们跪倒在医生面前，求他们挽救杨广成那年轻的生命，但一切都无可挽回。1987年7月12日杨广成不幸去世。
爸爸，这次任务重，我不能请假，
您一定要等到我回来，让儿子尽点孝心。
周国庆1981年参加工作，现任测绘大队大队长。提起周国庆，外业队的职工们无不表示对他的深深敬意。
那是1988年5月，周国庆正在做开赴西线南水北调工地的准备工作，家里来电告知久病不起的父亲病危，他连忙安排好工作，赶往老家。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共产党员。周国庆自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从人生观的树立到共产党人的信念，他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父亲的烙印，父子情深，对父亲他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与依恋。回到家，父亲已不省人事。白天他给父亲擦背，喂水；晚上，睡在父亲的身旁帮着老人翻身、解手。几天后，单位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随队出工，怎么办？一面是生他养他、痛他爱他，生命已将走到尽头的老父亲，一面是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西线调水工地。思考再三，忠孝难全。他跪倒在床前对父亲说，爸爸，这次任务重，我不能请假，您一定要等到我回来，让儿子尽点孝心。就这样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踏上了开往西线的列车。
到了工地，他抓紧时间努力工作，可是，病重的父亲还是未能等到儿子归来，还是未能与最疼爱的儿子见上一面，撒手西去。消息传到工地，堂堂七尺男儿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面朝家乡深深地跪地与父亲做别。
有我们在，再大的困难也不要怕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一般意义上的靠朋友，不外是哥们儿义气。然而在西线，几个人组成的外业小组才对“靠朋友”进行了真正的诠释：有我们在，再大的困难也不要怕！
1988年，在完成吐—长线三等水准任务时，青工彭光林因长时间骑马跋涉，10多个小时不能小便。这里海拔4000米左右，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方圆百里没有医疗卫生部门。小彭小腹膨胀，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寒冷的高原上却见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情况已经非常紧急。情急之下，作为组长的周国庆果断地作出惊人决定：吸！他带头用嘴开始吸小彭的小便，吸累了，曹天一吸。就这样，在小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小彭紧锁的眉头渐渐地舒展开来，这个在困难与病痛面前没有掉下一滴眼泪的男子汉，此时早已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同是1988年，在第三外业小组也上演了一场“靠朋友”的感人一幕。一天，王生彪和队友骑马作业，突然，小王的马受惊狂跳不已，王生彪被甩在河滩上不省人事。同志们慌忙准备把小王送往100多公里远的医院，可是怎么能走出这深山峡谷呢？一名队员发现了橡皮筏子，很快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吹起了筏子。他们轻轻把小王抬到筏子里， 然后又拽着皮筏上的绳子逆流而上开始了救人之行。他们时而跋涉在冰冷的河水里，时而又行进在两岸的岩石上。那根系着“朋友”生命的绳子紧紧地纂在他们手里，一点一点的艰难前行者。大家齐心协力，终于，他们平安地把小王送到了医院。小王得救了。
干，就要干好，就要负起责任
西线调水前期规划工作事关大局，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我们的职工从没有因此而降低质量标准。1989年，有一天测绘队员行程两天翻越了4700米以上的四道山梁，趟过淹没马背的达日河后，完成了一条80公里长的微波测距导线测量。可是，经过计算发现闭合差接近限差，即导线的起始边两端点有测角粗差。小组人员心里很清楚，虽然闭合差没有超限，是在设计误差允许之内，但成果精度低，势必会影响到以后的成图质量。他们认为：干，就要干好，就要负起责任。大家二话不说提起仪器又返回到80公里远的起点上开始重测。一步一步地拉尺子、打尺垫；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观测、计录。终于，在小组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换来了优质成果，确保了产品质量。
在西线南水北调超前期规划的测绘任务中，在这块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交通不便，气候极其恶劣的土地上，测绘队员先后完成了雅砻江引水线区1：5万比例尺地形图7294.3平方公里及四个坝址1：5千比例尺测图；通天河引水区1：5万比例尺测图37幅计14800平方公里；通天河及黄河源地区二等水准测量625.5公里，三等水准测量336.2公里的生产任务，所有成果质量的优良品率达90%以上。由于成绩卓著，1991年外业队周国庆小组还光荣地被国家测绘局、人事部授予“全国测绘行业先进班组”的光荣称号。
历史不会忘记。从1987年到1991年，测绘总队先后约有237人次奔赴高原参加了测绘工作。这支队伍里，有工程师、技术员、工人等等，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的是同样的贡献。这些同志是测绘队伍中普通的一员，生活中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在祖国的水利事业最需要的时候，在西线这块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充满乐观主义的情怀，展现了一个水利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们把团队精神发扬到极至，是他们在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在广袤的南水北调西线测区书写了忠诚，书写了我们祖国水利事业永恒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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