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次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认为，这是继“五个统筹”以后，中央针对“中部塌陷(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现象进行宏观调控的又一个举措，表达了中央试图尽快解决这个焦点问题的决心。
中部塌陷
鲁志强表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曾提出过类似“中部塌陷”的预警，而如今，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预警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2%增加到了58.86%，而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是下降的。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与东部的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
而西部大开发使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到7月，西部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高2.5个百分点，中部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
从居民收入看，2002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低18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东部8个，西部2个，而中部一个没有。
政策缺陷？
导致“中部塌陷”的原因，一个相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政策缺陷”。
今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提交了一份主题为“遏止‘中部塌陷’武汉应该有所作为”的报告，他提出“政策边缘化地区论”，而这个论点直接指向“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他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在他看来，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缩影，而这个政策性的宿命，是导致了中部塌陷的最根本原因。
但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专家认为，导致“中部塌陷”，政策上的边缘化其实只是因素之一，究其根本，是中部缺少大都市圈或者说中心城市经济带的带动。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中、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别巨大，这是导致各地区发展无法均衡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部大都市圈快速发展，中心城市强大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而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
武汉的机会有多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中部地区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中部应该是天然的东西南北的交通、信息、产品、物资、金融等经济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的汇集和扩散中心。
她认为，无论中部的中心城市或者城市集群中心最终会圈定是谁，中部要突破，则必须尽快地建立一个类似东部的地区中心。
但是，谁将会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呢？中央重点提携“中部”的利好消息传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6省，谁将成为领袖？
湖南很早就提出了“湖南向南”的概念，大有加快融入“大珠三角城市群”的意图；山西拥煤自重；安徽显然在地理位置上，更倾向于“大长三角城市带”；江西又早早跻身于西部大开发中成为享有优惠政策的一员；而农业大省河南与拥有长江的“鱼米之乡”湖北，在经济形势上，显然还缺乏更有力的竞争手段。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显然对武汉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拥有信心。事实上，对于中部崛起，更多的专家学者也将眼光投向了武汉。
而早在2000年，中科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就得出结论：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正在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2002年初，联合国发表各国城市发展前景报告，武汉在“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中排名第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已经抢尽先机，正如香港之于珠三角、上海之于长三角，这些中心城市都是毋庸置疑的领袖，但是武汉之于中部，目前显然并没有这种天生的领袖之势，这也意味着，作为中心城市群的辐射力和聚集效应都将大打折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撰文指出，东北、武汉等我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及整个中部地带，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地区。武汉到底拥有多少机会，如何才能抓住机遇寻求大发展成为摆在中部地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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