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次年经济工作的6项任务当中，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目。
事实上，“中部崛起”首次进入中央的报告、文件或讲话，从2004年初就开始了。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2004年的主要任务时，在第三项“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概念，并强调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部崛起”在一年内相继进入中央最重要的决策文件，这表明，中央对于解决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的“中部塌陷”问题已经有了紧迫感，有望从明年起出台一些加大对中部地区支持的政策。
中央在这个时候感到解决中部问题的迫切性，很大程度与“三农”问题有关。国家实施近20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正在调整。
中央在这个时候感到解决中部问题的迫切性，很大程度与“三农”问题有关。2004年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比较好的一年，农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未见的大幅度增长。但从明年开始，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来临，农业将对外开放，中国脆弱的农业能否经得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农民增收的好势头会不会昙花一现而夭折？“三农”问题直接关系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因此中央异常牵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任务，继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之后的第二条就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而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山西七省正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三农”问题最为集中的区域。不解决“中部塌陷”就无以解决“三农”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早几年就曾提出过类似“中部塌陷”的预警，而如今，预警已成事实。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山西七省共有5亿多人口，人均占有资源总量在全国却最少。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2%增加到了58.86%，而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是下降的。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与东部的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
而西部大开发使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月到7月，西部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高2.5个百分点，中部成为全国投资的“谷底”。
200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低18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东部8个，西部2个，而中部一个没有。
中部原来的经济大省湖北如今已变为劳务输出大省，建国之初曾经作为中南局总部的武汉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武汉与广州人口规模相差无几，但GDP、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项指标，武汉只有广州的一半左右。经济运行质量指标，如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指标的差距更达3~12倍。
导致“中部塌陷”的原因，与国家近20年来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这些都与“不是东西”的中部擦肩而过，从而使中部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区”，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为了吸引中央关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就曾问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武汉在哪？”其用意是武汉的作用在哪？武汉的地位何在？到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宪生提交了一份报告，警告说“武汉正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中部塌陷”，还缘于中部缺少大都市圈的带动。中部地区不仅缺乏像东部的上海、香港、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像珠三角的中山、东莞这样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
而大都市难以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种分工定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缓慢；另一方面又在于近年来中部地区内部的资源分化。本来，中部的武汉是天然的东西南北的交通、信息、产品、物资、金融等经济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的汇集和扩散中心，是最有可能发育成为中部大都市的城市。但这几年，物流改变了武汉节点的地位。历史上武汉的崛起得益于它同时拥有了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南北大动脉。如今，十几座长江大桥的修建、京九铁路的贯通、公铁运输网的加密、长江黄金水道的退化，已使武汉渐渐失去了华中交通枢纽的功能，原有资源的垄断性价值已经缩水，区位优势及腹地资源优势被摊匀。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的形成和资本的快速积聚，在资本之力牵引下，湖南、安徽、江西等地纷纷喊出“融入上海经济圈”、“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口号。弟兄四散而走，导致华中大区的资源难以整合，武汉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沿海开放城市等政策的实施，凭藉港口的优势、第一轮产业集群在东部已经完成，典型的有绍兴的纺织业、东莞的IT制造业等。这种集群力量的作用，使得许多东部城市变成了新的产业中心。而中部许多城市则沦为远离产业配送链、远离产业集群的制造业孤岛，劳动力低成本、土地低成本无法抵消居高的物流成本、配套成本。对于那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务来说，在靠近沿海港口的地方设厂比在内陆地区要节省两位数的运输成本。比如武钢从国外进口到武汉港的矿石，需要从宁波港转运两次。相对于海外市场，武汉运输成本较高。
制造业、商贸业向东部集中，中央又把深交所、上交所等金融证券市场交到东部手上，于是中部的金融资本、人才也伴随着产业集群向东部迁移。甚至有一年，每年培养博士数以千计的武汉只剩下8名博士。广州番禺有个明珠星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艺术石英钟生产基地，从老板到4000多员工，60%是湖北监利人。在番禺由监利人经营的石英钟厂还有几十家，但他们都不会在家乡办厂。
此外，财政供给不足，一直是严重困扰中部地区政府的大麻烦之一。由于财政艰难，政府只好向纳税人伸手，提高税费征缴压力，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尽管中部内地的地价、房屋租金、人工工资、水电费等一般比沿海城市要低20%~80%，但繁多的税费、摊派和官员的吃拿卡要、行政低效率的损失却比沿海高得多。这使得投资经营环境难以根本好转。
鉴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如今中央要扶持中部地区崛起，估计会在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中部的城市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改善武汉的交通物流设施以及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等方面入手。
其中，解决“三农”问题上，将采取了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大粮食主产区，对商品粮基地建设的投入，并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让中部农民实实在在地减轻负担。
河南的地方官员向中央建议：对中部地区采取税收倾斜政策，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由中部省份有实力的企业发起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中央重点投资离河南最近的出海口连云港。
对于其它问题的解决，2004年4月间，河南省的地方官员曾向中央建议，中部崛起需要中央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
———对中部地区采取税收倾斜政策，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解决中部地方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问题。
———由中部省份有实力的企业发起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现在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中部地区的分支机构，受市场引导和利益驱使，通过上下级行之间的资金调拨将资金投向东部。若能在中部设立区域性的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由于其分支机构和总行在同一区域内，对本地经济在资金上的贡献必定要大大高于一般银行的分支行，从而能够有效地改变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导致中部失血的状况。
———建设中部外向型出海口。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位于中部交通枢纽地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运输业比较发达，但一直没有通江达海的出海口。距离最近的连云港是全国十大海湾之一，但地处苏北，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基础设施不完善。因此提议中央政府重点投资建设连云港，同时协调有关各方，制定鼓励民间投资港口的政策。
———以土地政策扶持中部的园区经济。中部地区要加快产业集群，推进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大量土地，提议在确保了区域内基本农田面积稳定、耕地占补平衡和农用地总量动态平衡之后，通过整理复垦、提高利用效率等措施获得的用地指标，优先用于中部工业园区的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
地方上提出的这些建议，应该会成为中央考虑的政策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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