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呼唤--武汉在中部崛起中的定位思考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聆听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

他摊开中国地图，指着位于共和国腹地的武汉，感慨地说：“作为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武汉是中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发展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

市长的使命感，也是他所服务的这座伟大城市的使命感。

失落的“天元”

1927年春天，一位伟人来到武汉。面对穿城而过的长江，他诗兴大发，挥毫泼墨。“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年轻的毛泽东以如椽巨笔，道出了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

拥有3500年的文明传承与积淀，武汉确曾有过不凡的作为和荣耀。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能和“大”字连在一起的，除了大上海，就是大武汉。

对这座城市的区位，著名经济学大师张培刚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蛇，那么，武汉则是蛇之“七寸”；如果把中国比作两把摊开的折扇，那么，武汉则是连接这些扇骨子的轴心。因此，武汉也被喻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上的“天元”。

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布局，处在扇形经济交汇点上的武汉，独揽了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四分之一。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拔地而起，使武汉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大武汉”名至实归。1982年，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均居第四位。

空前昌盛的制造业，催生了金融业的勃兴、商业的繁荣以及物流业的兴起。全国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中心、贸易中心……一个个闪光的头衔，使武汉一度拥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然而，这一座襟江达海的大都市，在随后2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却渐失光彩。

2002年，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滑落至第十四位，排列在青岛和宁波之后。就连武汉人一直引以为荣的商贸，也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作为小商品集散地的优势，开始被许多中小城市瓜分。20多年来一直“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外贸出口，竟落在了10多个城市的身后。

“堂堂大武汉，赶不上苏南一个中等城市。”诸如此类的嘲讽，让武汉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羞辱。“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大武汉曾经拥有的辉煌，果真“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吗？

沉重的脚步

从辉煌到塌陷，从独领风骚到承受羞辱，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武汉人痛心又不甘心。

无论区位、人才、资源还是产业基础，武汉似乎都不应该“塌陷”。

曾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汉人，从来就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即使在落伍的情形下，武汉也数领风气之先。

历史清晰地记得，正是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带动了中国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

还是武汉，1984年开全国之先河，公开聘请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打开了国有企业技术引进、智力引进的闸门。

1988年，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长期讳言企业兼并、破产的中国，翻开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新篇章。

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挂牌上市，拉开了中国商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轨的序幕。

然而，历史的眼光往往更看重喧嚣之后的实际成果。

格里希走了。转眼间，武汉的企业界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态”。于是，当山东的“晨鸣模式”着陆江城时，依然有人上访告状，有人到处找“说法”。

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并大见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去邯钢取经。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倒是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有精明却不高明、有闯劲却少韧劲的行为风格，像一条无形的绳索，羁绊着武汉人前进的脚步。

有资源，有人才，有思路，缺的是脚踏实地的发展精神，缺的是从基础做起的耐性与毅力。

回顾历史，重新审视，武汉人拿起了自我解剖的手术刀。

武汉在哪里

武汉在哪里？不甘心“塌陷”的武汉人，开始了对自身定位的大反思。

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市长李宪生。他认为，搬出“九省通衢”的概念，只是从经济地理的层面认识武汉。更重要的是，在资源全球配置的今天，在地域经济特色凸现的大背景下，武汉该怎样找准自己的位置？该怎么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地图精彩纷呈。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引擎。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每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带，都有自己的“领头羊”。

珠三角有广州和深圳，长三角有上海，环渤海湾有北京和天津。

当中部崛起成为共和国的新战略，谁来当这只“领头羊”呢？

不是争这个“名分”，更不是图这份虚荣。一个个论坛，一次次研讨，武汉作出了理性的选择：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武汉理应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雄厚的工业基础，便捷的交通通信，活跃的商业贸易，发达的科学教育，是武汉作为战略“支点”的资本。

作为横贯东西的长江、沪蓉高速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高速的交汇点，武汉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重庆、西安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使武汉具有不可替代的“节点传导效应”。

同样，武汉的比较优势不可低估。论市场，武汉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位；论人才，武汉的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论工业基础，武汉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在全国名列前3位；论商务成本，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1/3，豪宅价格仅为1/4，劳动力成本则不到上海的1/3。

天时、地利、人和，武汉一个不少。

关键在行动

去年，武汉一位市民给市领导写信，发出了这样的呼声：重振大武汉！

这呼声，是830万武汉人民共同的心声。

当中部崛起战略走上前台，武汉人把呼声变成行动。

领跑中部崛起，武汉要快马加鞭。今年7月，武汉市委十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以加快武汉发展、促进中部崛起为目标，突出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区级(域)经济。

武汉轻轨落成，铁路第二过江通道———天兴洲长江大桥、7条高速出口路、阳逻长江大桥陆续开工。一个个“大手笔”的交通项目，提升着武汉的发展平台和辐射效应。“四个百万提升市民素质”、“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一次次的大讨论，撞击着武汉人的心灵，洗刷着武汉人的陋习。

让“武字头”大型国企改制，让中小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让高科技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三轮并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着“武汉造”一路迅跑。

市政府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及时公布，红头文件要上网。武汉要展现一个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的政府形象。

不等不靠，造梯上楼。武汉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向世人证实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感。“武汉是中部的武汉，也是中国和世界的武汉。”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说：“武汉有条件也有必要建设成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超大城市。”

中部崛起，武汉先行。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武汉应该承载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