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翁卖砚之“愚”，虽说妇孺皆知，类似的错误却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一错再错的原因，有时是确实无知，有时是为了局部的、眼前的些许利益一味蛮干。至于究竟是哪种原因，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防错、纠错机制。在圆明园动土、动水，难道是一个具体的管理单位能自作主张的吗？
国家遗址公园圆明园内开膛剖腹的“防渗工程”，在上周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迫于舆论压力，有关部门最终同意停工，但透过“防渗工程”，仍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在新闻学理论中有“显著性”这一概念，说的是判断一则新闻传播价值的大小，首先要看新闻的重要性和公众的关注程度。无疑，“圆明园防渗”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一是新闻发生地圆明园。作为经历坎坷、凝结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国家遗址公园，有关圆明园的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二是议题的提出者，无论是首先在人民网上著文的兰州大学教授张正春，还是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园林学家孟兆祯院士，都具有非常的“显著性”。这样的“显著性”，牵扯的是近年来公众对文物开发利用的敏感神经。
文物所处的时空背景，是该文物历史价值的重要依据，甚至是文物价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定的水环境作为圆明园历史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理所当然对“防渗工程”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表示关切。
想起儿时听过的一则笑话：某翁偶得一脏旧不堪的古砚，有识货者愿意巨金求购。此翁笑而归，心想要是把它“打理干净，岂不更值钱”。结果，“打理”后砚台毫无文物价值。现实生活中，类似愚翁卖砚的故事屡见不鲜。几年前山东旅游部门“水洗‘三孔’”和如今圆明园“剖腹防渗”，笔者认为都是好事者的续貂大笔。
就像愚翁最终还想不明白为何辛苦“打理”过的砚台，反而比不上脏旧的古砚一样，今天的“水洗”者和“防渗”者在如潮的批评指责中总是满腹冤屈，因为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心”。据说投入数千万元上防渗工程，目的是为了在持续干旱的北京节约用水，维持圆明园的水景环境。
愿望毕竟不能取代事实。人们批评指责他们在圆明园一厢情愿搞“防渗”，除了对圆明园遗址可能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文物价值的损失，就这一治理手段本身来说，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实施者在一味强调节水、保水的同时，全然忘记“流水不腐”这样的基本道理。所谓的“流水”，既指水体在有一定落差和动力条件下的流动，也包括水体与周围环境之间必须的物质交换过程。比如，水体携带的营养物质必须向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周围土壤释放，而土壤中的生物，反过来向水体释放氮、氧等能保持水体活性的物质。人为把自然水体密封起来，就割裂了水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和物质交换，最终“保住”的只能是恶臭不堪的死水。近年来上海等地一些房产开发商为追求所谓的“水景”孤立圈地造水，结果，封闭在小区内的河道、湖池不久便恶臭熏天，就是弄巧成拙的教训。
其实，无论是愚翁卖砚还是“流水不腐”，这些浅显的道理，妇孺皆知。但是在类似的问题上有些人总是一错再错，而且往往都“错得理直气壮”，原因何在？要么是当局者迷，要么就是一叶障目的短视或者“屁股指挥脑袋”的部门利益作祟———有的确实对相关的科学知识所知甚少，或者只是为了眼前的丁点利益而全然不顾其他方面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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