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施工，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并尽快召开专家论证会，以决定塑料防渗膜的去留。”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日前表态，3月28日开始报道的圆明园湖底防渗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说法。
“此前许多河湖防渗工程的弊害已为许多专家诟病，有关部门追悔莫及，为什么错误还会在圆明园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地方重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专家和公众的诘问，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问题之一：缺乏民主、公开、科学的决策机制，问责制势在必行
“民主、公开、科学的决策机制的缺失，是圆明园防渗工程仓促上马的重要原因。”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博士认为，之所以要对大型、敏感和有争议的工程搞专家论证，就是要广泛听取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的不同意见，以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因此，论证会决不能关起门来，在一个小圈子里关起门来搞所谓的专家论证——这样做无异于走形式，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如何确保决策过程民主、科学、公开，达到决策发挥应有的作用？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负责人李皓博士指出，关键是要对参与论证的专家、最终的决策者和经费的审批者实行问责制，哪个环节、哪个人出了问题，就要毫不客气地追究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使有关各方切实负起责任，才能促使参与论证的专家说真话、说实话，决策者才不敢轻易拍脑门儿，审批者才能不敢胡乱画圈儿。”。
问题之二：“一条龙”体制助长“工程热”，利益纠葛“剪不断理还乱”
根据圆明园管理处提供的资料，防渗工程的预算为3000万元，而包括防渗在内的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总投资是2亿元。而在防渗的前后过程中，《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的编制单位中两个属于北京市水务系统；防渗工程的施工单位中，还有北京市水务系统的公司——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一工程的管理、施工体制的疑问。
“目前许多政府主管部门都下设科研、规划单位，甚至还有施工公司，‘家族’过于庞大，权力过于集中。”李皓博士分析说，目前许多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监管等，都是由一个主管部门“一条龙”承揽，难免会滋生弊害。
如何才能防范“一条龙”体制可能滋生的问题？李皓博士说，国外的政府部门只管制订规则、监督管理，相关的科研、规划、设计、施工单位都是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与部门全无瓜葛；而且，一个项目的规划、设计都是至少由两个互不相干的单位方来做，最后选择最佳方案；项目施工更是在多个公司间进行竞标，竞标过程透明、公开，不容独有半点儿“猫腻”；施工的过程不仅要接受业主的监督，更要由第三方进行全程监理；施工完成后，不仅要接受上级部门检查，更要由第三方进行严格评估，以及全社会的监督、质询。而我们的一些工程，完工后只要上级领导满意就行了，社会的质疑、批评声音非常微弱，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问题之三：业务知识欠缺，管理者素养亟待提高
关于在湖底铺设塑料防渗膜的利弊，社会各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无须赘言。李皓博士在对圆明园多次实地考察的过程中，还发现了许多违背生态常识的做法——
圆明园的石头堤岸的侧面之所以凹凸不平，并保留大小、宽窄不一的石头缝，是大有深意的：这些缝隙不但承担着河湖与山体的水体交换功能，还是许多水生植物、微生物、无脊椎动物和鱼虫生长、栖息和产卵场所，对河湖生态系统维护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岸体透水而稳固。而现在用水泥把堤岸侧面全部衬砌、抹平，完全破坏了岸体的生态功能，这对维护水域和岸体上的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和稳定岸体都不利；
圆明园山上原来的植被，是“上乔下灌”，地面还有许多属于乡土物种的野花野草，这样的植被群落不仅耐旱程度高，而且原生态状况好，能充分利用雨水，减少人工浇灌并防止水土流失。而目前圆明园内的许多灌木、野花野草不见了，代之以国外进口的冷季型草坪，以求视觉上的美观，殊不知这些草坪不仅与圆明园的古中国园林风貌相悖，使园中原本独特的景观消失，而且由于冷季型草坪巨大的需水量，加剧了园中缺水的矛盾，这既耗水又费钱；
圆明园原来的路面，都是用石板铺成、留有缝隙的透水地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雨水、透水透气，而现在许多地方都换成了不透水的硬化地，就连许多乔木的根部四周，也用水泥砌成了一个个高出地面的方圈，里面铺上的石子用胶泥粘得严严实实，既不能很好地利用雨水，还不利于树木根部的呼吸，实在是费力不讨好……
专家们指出，不光是圆明园，许多城市在景观设计和市政建设中，都热衷于铺大草坪和硬化路面，甚至到了无处不硬、草坪成风的程度。对此，俞孔坚博士指出，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做法，现在他们都已改弦更张，充分考虑生态学原理，利用自然的力量维护生态系统。因此，我们要深入学习西方现在的科学做法，而不是跟在后面“捡垃圾”。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孟兆祯教授说，我们在向国外学习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古人的智慧。“就拿圆明园的设计来说，不仅充分考虑了生态学常识，还凝结了中国传统哲学、绘画、文学等方面的精髓。比如，在造园过程中师法自然，因地制宜地造山理水，做到填挖平衡、宛若天成；充分考虑视觉、美学原理，在‘卷（同拳）山勺水’间产生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与绘画的‘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徊’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文化成果都是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取得的，千万不能厚今薄古，自以为是。”
问题之四：法律意识淡薄，应增强依法办事观念
专家们指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至少违犯了两部法律：《文物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
著名文物学家郑孝燮说，圆明园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都对文物遗址的整修、整治做出了明确详细的法律规定，如项目审批、“修旧如旧”等。规模如此之大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显然是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体现出管理者法律知识的欠缺。
中科院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王如松在最初就提出疑问：防渗工程投资巨大，又是在环境敏感程度高、社会各界关注的圆明园内进行，有没有做过环境影响法评估，有没有举行过听证会？
后来，国家环保总局经过调查，认定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而就在环保总局表态之后，圆明园管理处还一再坚持：防渗工程本身就是环境整治项目，不需要做什么环境影响评价。
“《文物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都已经实行了一、二十年，《环境影响评价法》出台也有两年之久，管理者的法律意识为何如此淡薄？”李皓博士指出，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流于形式，不能入脑入心；二是违法不究，许多违反法律的事“大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相关责任人逍遥法外，毫发无损。
问题之五：观光旅游观念趋同，审美情趣需要更新
圆明园管理处对湖底铺设塑料膜，除了防止水渗漏，还有一个初衷，就是更好地开展划船旅游业务，以“满足游客”的需求。
“这无异于把圆明园等同于一般的公园，贬低了她作为文化遗址和中国园林之集大成者的价值。”王如松、张正春等许多学者指出，圆明园既是中华民族遭西方列强侵略、西方文明践踏东方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供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追忆、反思的难得场所；又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稀标本，圆明园管理处应该下大力气引导中外游客学习、汲取中国古人的智慧，而不是热衷于搞划船旅游、造新的人工景点。
李皓博士和俞孔坚博士则认为，圆明园虽然是在湿地上建造的人工山水，但经过二、三百年的自然演化，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原生生态系统，其中汇集了丰富多样的北京本土的生物物种和自然群落，是北京市内独一无二的供市民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宝地。在“人与自然和谐”、“回归自然”成为流行时尚的今天，圆明园内的乡土物种、野花野草是非常宝贵的景观资源，“野趣”的价值和意义，远胜过人造景点。
这两位博士指出，与圆明园最初建造的时候相比，目前的自然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当初的“遍地涌泉”已经演变为严重缺水，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烟波浩淼的壮观景象，只要补给一定的外来水，能够维护目前的生态现状就可以了。
“圆明园从丰水到缺水的演变过程，既是大自然本身‘沧海桑田’的生动写照，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没有‘以水定发展’、盲目扩张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一面促人猛醒、思往谏来的镜子。”李皓博士说，“让游人从圆明园的‘残山剩水’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从而领悟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深刻内涵，增强节水意识和忧患意识，激发节水行动，使北京的地下水位得以回升——这与让游客在划船观光中乐而忘忧相比，哪一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专家们指出，如果我们能从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中深刻反思，牢记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不再让类似的错误重犯，那将真正能使“坏事变好事”，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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