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商务部在哈尔滨举行国内首次进口铁矿石供需见面会。包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在内,以及国内118家有资格进口铁矿石的钢铁生产厂家和贸易商悉数到会。
铁矿石作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宗进口初级产品,其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为广大企业所关注。尤其是今年2月份,垄断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国外三大矿业巨头将铁矿石涨价71.5%,更在国内产业界引发了一场中国在资源性产品“国际定价权”方面的大讨论。
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在见面会上表示,铁矿石进口达到了预期调控目标。“铁矿石进口秩序明显好转,国内市场交易秩序明显改善,中间商炒作现象明显减少。”
于广洲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对钢铁行业的影响正在显现,从需求方面看下半年钢铁生产增速趋缓。因此,铁矿石需求增势将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从供给方面看,国产铁矿石增产积极性较高。预计下半年铁矿石进口不会有大的增加,全年进口铁矿石应在2.4亿吨左右,比上年增加约3000万吨,增长15%左右,增幅回落25.5个百分点。
权威人士指出,经过政府半年的调控整合,我国铁矿石进口秩序明显好转;但要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定价权”,更需企业自身积极的努力。
企业:急需统一对外 形成合力不易
尽管目前铁矿石进口形势已有明显好转,但国内铁矿石进口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多头对外的事实,仍未有根本改观。
于广洲表示,国际铁矿石贸易卖方已形成几家大跨国公司垄断的格局。我虽是大买家,但多头对外,没有形成合力。“大买家未能成为大赢家,对外议价能力不强。”他用这句话来概括。
2003年,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开始介入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虽然这在控制铁矿石涨幅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企业对外议价能力仍有待加强。
五矿宁波进出口公司副总顾松铮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也明确提出,“中国的钢产量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加起来还要多,但是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却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最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的进口企业太多。”
事实上,在实行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之前,2004年经营进口铁矿石的企业多达523家,其中绝大部分企业经营规模小,导致国内经营秩序混乱,进口铁矿高价销售。今年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五矿化工商对铁矿石进口设立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从产业政策、环保标准、企业资信、经营业绩等方面制定资质标准,目前已确定符合资质标准的企业共118家。
尽管如此,国内不少企业仍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太多了”。宝钢目前只代表国内16家大钢厂与巴西、澳洲的矿业巨头进行谈判,商讨长期合同的数量和价格,但数量更多的钢铁企业和贸易商主要还是依赖现货市场进行交易。
建龙钢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忻认为,虽然有关方面意识到减少进口企业数量是增强国际定价能力的有效办法,但“中国的情况和日本、西欧、美国完全不同,他们的钢铁企业集中度高,选出一家做代表很容易,但国内目前的钢铁企业数量是在太多,大家的情况不尽相同,统一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很难实现。”
有企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设想。顾松铮表示,118家的数量“仍然偏高”。“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企业迫切需要在对外谈判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甚至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国矿砂进口公司’,由它统一进口国内所需的所有铁矿石,这样才能最有效增强话语权。”
专家:企业需认真反思 不应过分依赖政府
但专家们指出,中国企业若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大宗初级产品市场形成“中国定价权”,政府的引导必不可少,但企业不应过分依赖政府,更不应寄希望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形成“统一声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研究员李布认为,“进口企业数量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才是造成进口铁矿石价格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
李布指出,2004年国内进口铁矿石大约2.1亿吨,长期合同才8000多万吨。“更大的一部分是在现货市场进行交易的,真正导致进口铁矿石价格混乱的是现货市场。有关方面应该给铁矿石供需双方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减少中间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市场形成真正的话语权。”
商务部研究院商品研究部主任赵玉敏研究员强调说:“国内企业更应当认真反思自己在问题的认识上、在经营发展中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
“首先要反思的是,今年铁矿石价格上涨71.5%有多少合理的?是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国际矿业巨头在操纵价格,中国企业吃了大亏?”赵玉敏说。
她分析认为,71.5%的价格上涨幅度,其中的确有中国企业在国际定价权上的缺失,但形成这个价格上涨有其市场规律。“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不利于企业的正常发展。”
赵玉敏说,近两年特别是去年以来,国际钢铁业开始复苏,利润上升较快。即使在钢铁业已成为夕阳产业的美国,由于其国内铁路网改造等因素,一向艰难的钢铁业也大为好转。而在我国,由于基础行业、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带动了钢铁业以更快速度增长。“实际上,在去年国内各行业的利润排名中,钢铁业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链下游利润上涨,上游企业必然要求分享这个利润,这就是利润平均化的规律。”赵玉敏说,“加上国内当时进口铁矿石的价格,与国内销售价格的确存在较大价差,也为国际铁矿石供应商提供了涨价口实。”
赵玉敏特别提醒,不少人包括媒体在内,还把铁矿石价格的上涨,等同于石油、铜、大豆等大宗产品的情形。“其实,铁矿石与它们相比,能更真实的反映市场供求的关系。后者这些产品都有期货市场,有大量游资参与炒作,其价格涨跌更多有非理性的成分,一般企业很难掌控。而铁矿石并不是伦敦、纽约等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产品,其价格就是供求双方以长期合约的形式安排,并定期做临时调整。”
“我们还要反思的是,全球钢铁厂商都面临铁矿石同样71.5%的价格上涨幅度,为什么国内企业更感觉难以忍受?”赵玉敏问。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钢铁企业在澳大利亚矿山中有大量股份,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虽对其钢铁利润有影响,但其在铁矿石上的收益可以部分抵消这种影响,因而铁矿石价格上涨对其总利润影响不大。
“暂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单从中日两国钢铁企业的产品结构上就可以看出原因所在。国内钢铁企业产品仍以普通钢材为主,无论是技术含量、产品档次还是附加值都比较低;而日本钢铁企业产品以特种钢、优质钢材为主,技术含量、附加值等都比较高。本来铁矿石价格上涨对钢铁总成本的影响,可以部分的通过其他成本的缩减来抵消,剩下部分才会侵蚀到利润,但国内企业在以附加值低产品为主的产品结构下,自然感觉到更难以忍受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赵玉敏说,政府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对铁矿石进口秩序的整顿,通过供需见面会减少中间环节等,都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今后,企业必须实实在在从自身做起,而不能一味依赖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定价权’。更何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入世承诺的进一步兑现,政府不可能在干预价格方面做得比目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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