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不要的东西都是垃圾吗？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国际社会质疑“谁来供应中国”，并炮制“中国能源威胁论”，当中国面对能源困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垃圾”、“电子垃圾”、“洋垃圾”等概念。
从资源获取的途径看，除了开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是再生。
在环保意识高涨的时代，人们自然地习惯于对“洋垃圾”恐惧与谴责。然而，在能源已成发展瓶颈之时，当我们换个思路重新审视，就会发现一个资源的新天地。
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消费后形成的“汽车坟墓”、“轮胎大山”、“钢铁城市”、“塑料矿山”等废旧物资，能否变成资源需求大国——中国的再生资源？
当中国的“储备型”资源战略遭遇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他国政府阻挠所带来的挑战、考验、甚至困境后，“再生型”资源战略被寄厚望：它可否解除卡在中国经济脖颈上的这只资源魔爪？
显然，中国资源再生产业起步前需要绕过的第一道坎，就是国人对“电子垃圾”的惯性思维。
即将诞生于辽宁省的中国第一个“再生资源示范园”，将是对这道坎的首次“正面相撞”：该示范区不仅提供从国际回收、拆解、加工等一条龙式的资源再生产技术样板，更要在投资、成本、环保等诸多方面，与传统资源产品加工方式“叫板”——进行一系列指标的试验和对比。
示范区运作的成功与否，可能关系到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
而这一切的最初起源，是一次长达两年、耗资百万元的国内外调研。
资源再生的“跨国调研”
这是一次时间跨度长达两年多的调研，调研范围从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到东北、西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并远至西欧、北美、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调查目的只为回答一个问题：面对全球资源枯竭、国内资源全面紧张的现实，中国应该建立何种资源战略？中国有无可能选择走再生资源之路？
对于他们提交的2万多字的国际再生资源调研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资源再生产业市场潜力大”的重要批示。
“资源枯竭已经成为人类共识，而对于资源在哪里，全球也已有新的共识：历经人类五千年开发，全球‘可工业化开采’的矿产资源绝大部分已不在地下，而是以‘废旧物资’的形态存在于我们身边，而其中85%又堆积在发达国家。”承担此次调研的机构——中国包装联合会国际资源再生委员会(以下简称“再生委”)副会长刘向群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这一不可扭转的地球资源现状，成了中国选择资源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首要参考依据。
从早期全国勘探、钻井的“开采型”资源战略，到目前“全世界找石油”的“储备型”资源战略，中国未来有无必要和可能走以“回收”与“再制造”为一体的资源再生战略？
曾以“牙膏皮换牙膏”政策，创下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的中国，资源再生行业仍停留在“收破烂”、“非法回收”、“非法拆解”、“电子垃圾”等边缘化、甚至是地下生存状态。而吸收中国“回收”经验的发达国家则发展成了一个集“回收”与“再制造”为一体的独立产业—资源再生产业(也称第四产业)。
统计数字显示，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规模在20世纪末为2500亿美元，本世纪初已增至6000亿美元，到2010年预计可达1.8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选择再生资源战略，所需的规模庞大的废旧物资从何而来？
该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废品收购是一条途径，而另一条新途径是国际大收购——“国外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压成饼子的报废汽车、堆成山的废旧轮胎和渔网等，都是回收钢材、塑料等资源的新渠道，”“再生委”副秘书长姚仲永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更重要的是，回收这些国外废旧物资，不仅不需要支付购买价格，当地政府还会‘倒贴’补偿金——因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拆解的人工成本太高，而且本国的制造业已经转移海外，不需要这种高成本的再生资源。”
面对发达国家高消费后形成的“汽车坟墓”、“轮胎大山”、“钢铁城市”、“塑料矿山”等废旧物资，发展中的中国作为当今资源需求大国，可否回收、拆解、加工形成新的钢、铁、铜、铝、不锈钢、塑料、橡胶……
但是，目前资源再生仍有一道致命软肋——环保问题，如报废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处理所带来的污染已经成为新的、严重的环保问题。对此，“再生委”调研后认为不能“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而且“禁止令早已事实上失灵，任何严格限制措施只能使现存的加工作坊进一步隐性化，造成更大污染。”
最简单有效的措施是立法，起草和出台《再生法》。而立法的前提是成立再生资源产业的专门主管政府机构或行业组织，“现在的资源再生产业由国家环保局分管显然不合理，这就像让猫领导耗子一样。”有学者如此评价。
事实上，资源再生产业不仅事关中国的资源战略，也是中国搞循环经济所无法绕开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政府倡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就是由“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转向“产品-废弃-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不是简单的生产工艺的改善”，刘向群分析说，“没有资源的再生，循环经济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资源再生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与“贮备”资源相比，“再生”资源可能是解决目前中国能源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
“储备型”资源战略 国际碰壁？
“截至目前，中国的资源储备战略似乎不太乐观，为了储备石油、铜、铁矿石等资源，中国人全世界走了一圈，但结果碰了一个钉子后回来了，”某能源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他说这话时正好中海油刚刚正式宣布放弃竞购尤尼科计划。
这场始于2004年的中国资源“储备大行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关于“谁来供应中国”、“中国能源威胁论”等疑问和争论；而且还影响了国际市场资源型商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00%、国际原油期货连续创下近30年来历史新高且已达65美元、铜价也翻番上涨……
面对这些国际舆论和国际市场风云，中国的 “资源储备计划”面临严峻考验、挑战，甚至是困境。而对于全球公认的“世界加工厂”中国而言，资源紧张几乎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的最致命“要挟”。
自2004年起，面对资源紧张，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储备型”资源战略：从国家领导人的“能源外交”，到国家发改委的石油储备计划，再到国内石油巨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收购油井、兼并石油公司等等，形成了“中国人全球找石油”的世界景观。
据了解，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召开座谈会，邀请了数百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共商包括能源在内的中国资源战略。当时大部分人都同意走“储备”之路，更有人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开发矿产资源的“全球资源战略”。
但事实证明，中国这一以“开发”、“储备”为主的全球资源战略，无论是早期的国际采购团，还是后来对国际油田、石油公司的收购兼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大涨、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国企业收购计划的干预和阻挠。
如今年年初，澳洲铁矿石先是报出上涨70%的采购价，中国国内钢铁巨头们发表抗议声明，并发出拒绝采购的威胁；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供货商并不理会，随后更提价200%，“因为他们了解中国这个国际大买家的底细，中国的需求是无法用抗议代替的，”该人士评价说。
而对于中海油高价竞购尤尼科石油公司计划的最终放弃，更是中国石油储备战略遭受的又一记重创。甚至有传言说，美国政府之所以极力阻挠，是因为有人提出了“不能让中国糟蹋了全球石油”的抗议。
更令人担忧的是，除了铁矿石、石油，还有铜、铝等，几乎所有中国需要的资源类商品，国际市场都在疯涨。
对此，国内已有学者和专家对现行的国家能源储备战略提出了异议，并指出，依靠采购和收购等方式储备“开采型”或“原生型”资源的做法，既偏离了国际资源利用的大方向，更不适合中国超规模化需求的国情和现实。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改变思路，放弃单纯的储备‘原生态’资源的狭窄思维，转型走再生资源战略之路。
再生资源为各国普遍重视
其实，再生资源、资源再生产业和再生资源战略等并非什么新鲜概念，中国曾创下过世界最早的回收系统，美国创造了再生产业，而二战后日本、德国借力再生资源恢复经济、强大国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因“老大哥”撕毁合同而出现的资源短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的号召，并亲自组织建立了16万个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回收点，实行了“牙膏皮换牙膏”政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
后来，西方发达国家吸取我国的经验，将其发展成一个集“回收”与“再制造”为一体的独立产业—资源再生产业(也称第四产业)。巨额资金的投入、优惠政策的导向、前沿科技的支持，使其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
精明的犹太人早就说过，再好的铁矿也不如废钢，世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废旧物资是全球唯一在增长、迟早要取代地下矿藏、俯拾皆是的“富矿”。
二战后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和德国，都是资源匮乏国家，他们最早掀起了“垃圾革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如德国在1986年将原有的《废弃物处理法》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强调要采用节约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对已经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使用和最终资源化的处置。他们率先将运转了300年的“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改造为“产品-废弃-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成功的用再生资源取代了原生资源的主导地位。
随后，其它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再生法》，不惜大规模封矿、停炉进行产业转型。美国再生产业规模目前已达2400亿美元，超过汽车行业，成为美国最大、解决就业最多的支柱产业。
目前，一些国家的再生法规要求，新产品所用材料中，再生材料不能低于20%。
广东“实战演练”资源再生
事实上，最早改革开放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已开始资源再生产业的“实战”操练，近年来资源再生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千万 “回收大军”，将我们的垃圾场“扒拉”的“寸铁不剩”，成为全世界回收最彻底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进口了数量可观的废旧物资。
据刘向群介绍，调查中发现，资源匮乏的东南沿海进口了占全国进口总量80%的废旧物资,获得的廉价原料最多、出口产品最多、解决就业最多、经济也最发达。反之，越向西北方向，企业对矿产资源的依赖越严重，经济越落后。
调查中了解到，东南沿海已基本上形成了：每增加一万吨进口废旧物资，就增加就业1千人，节约原生资源120万吨，少产生三废10万吨，节电1000万度，增加产值1个亿的公式。
如东南沿海地区的中、低档电子产品，之所以在全球占主导地位，正是因为进口了全球75%的“电子垃圾”，正是因为电子产业的“拆解”和“组装”程序需要密集劳动，最能发挥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多数电子元器件寿命为50万小时，而发达国家的电器更新快，其中的元件平均只用了2万小时，正处于“最佳时段”。而拆解这些元器件主要靠手工，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回收，还要平均每台补贴20美元去销毁。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通过密集劳动，能将废旧电器回收到每个焊点。彻底报废的电器拆解成单一成分后，仍可成为廉价原材料。
在深圳调查时，当地的惠科有限公司在利用国外废旧电器方面很有代表性。该厂由4名大学生8000元起家，短短三年，已经形成400万台显示器、电视机以及几十种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值达16亿，解决了一万多人就业。因为该厂产品的反修率、价格远低于原装产品，大部分销往国外，今年的产品已全部预售一空。造成污染的清洗、脱焊等环节均达到国家标准。
在广东，惠科公司并非个案。仅汕头贵屿一个镇，每年就加工了55万吨进口废旧电器，不仅为电子产业提供了大量优质元器件，还为资源匮乏的广东提供了原料。据当地政府保守统计，每年从废旧电器中拆解出来的塑料13.8万吨(相当于40万吨石油)；铁、铜、铝、锡等五金25.8万吨；贵金属6.7吨，其中金5吨、银1吨、钯0.7吨。
但是，汕头贵屿同时也是电子垃圾污染黑名单上的重点户。
立法改变污染现状 实现再生资源梦想
废旧电器，还有一个更为“流行”的名称——电子垃圾，它一直就是中国人眼中带来环境污染的洪水猛兽，汕头贵屿、江苏泰仓、山东莱州、河北徐水和正定等，都是电子垃圾黑名单上的熟客。
从环保角度看，废旧电器可以称为电子垃圾；但对于再生资源产业而言，“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垃圾是什么？是没用的废弃物；而报废的电子产品，有着数十、数百种的有用材料，怎么能轻率的称之为垃圾？”，“再生委”副秘书长姚仲永分析说，“仅仅一个错误称呼就可能迷失了中国资源战略选择的大方向。”
对于“电子垃圾”污染问题，“调研报告”给予了承认，但对比分析后发现：与从矿石中提炼同样数量的金属、生产同样数量的元器件相比，拆解废旧电器所需要的耗能耗材、环境治理成本都要低几十倍。
“目前之所以将废旧电器称为电子垃圾，一方面是人们对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单一开采来源阶段，同时，因为政策滞后，废旧电器拆解等资源再生产业缺少必要的立法规范，特别是对因此产生的污染缺少相应的规范和强制性措施，最终导致了再生资源产业的低污染本性被曲解，”刘向群分析说。
据了解，发达国家，几乎都有专门的法规，如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和《预防污染法》、欧盟的《报废车辆指令》、德国的《废弃物限制处理法》、日本的《废弃物处理物》和《资源有效利用法》等，基本宗旨都是促进对有关资源的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
拆解废旧电器的资源再生产业，之所以污染远远低于从矿石中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手工操作，以手工为主的资源再生产业，几乎是所有工业项目中解决就业最多、污染最小，投资、耗能耗材最低，工伤最少的产业。
中国电子工程院的专家们还曾经做过一个考证，结论是贵屿堪称世界废旧电器回收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以手机拆解为例，一部手机可以拆解出2000多种构件，回收率达100%。而美国，尽管每年为废弃的300万吨废旧电器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处理费，回收率也仅为8%，成为一大“公害”。
调查中还发现，对于废旧电器的拆解，再尖端的设备也比不过人这一最精密的“机器”。如国内有些地区，迷信西方的经验和技术，引进国外所谓的现代化设备，建立了一批废电器、旧轮胎处理厂，虽然得到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效率上根本无法与手工操作企业竞争，再加上找不到货源，几乎全部倒闭。
目前，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有上千万家拆解企业，形成了“进口废旧产品—再生成新产品出口—进口废旧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循环经济”，解决了几千万人就业、节约了国家上万亿投资、每年减少上百亿吨的资源消耗和几十亿吨的废弃物排放。
这种“廉价再生资源＋廉价二手设备＋廉价劳动力＝廉价产品”的电子产业模式，使东南沿海占尽低成本优势，如一只防风打火机，广东的售价为6元，日本出厂价就超过60元；广东售价500元的DVD，日本出厂价就超过3000元。
“电子垃圾黑名单”能否变身“再生产业样板”
江苏泰仓、山东莱州、河北徐水、正定等地，几乎都上了国内“电子垃圾黑名单”，如非法拆解、非法小作坊以及以焚烧填埋等落后方式处理废弃物等，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次的资源再生产业调查活动中，特别走访了上述所有地区，有了更为实地、全面和客观的新发现，如污染的实际情况、与原生资源加工生产所产生的污染情况的对比、污染的原因等。调研报告还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让这些地区的废旧电器回收、拆解、加工等“地下”行为获得合法身份，给予规范管理，那么不仅可以通过采取必要的环保措施解决污染问题，还可以形成“变废物为资源”中国再生产业。
调查中发现，尽管环保部门一直不遗余力的对 “电子垃圾”给予限制和打击，但现实是，这些地区依然形成了大批以加工进口“再生资源”为主要产业的村、乡、镇、市，并形成了从“废旧”到“商品”的产业链。
如河北正定的束鹿村，以加工废塑料为主，从业者达2000人，创造产值达5000万元。他们的经营模式是：以户为单位，投入不足万元的设备，将进口废塑料分拣、造粒。一台机器可以加工1.3吨/日，每台机器配备5个劳动力，年收入10万元。许多村的产值超过千万。
金属再生产业，则从大量进口废五金的沿海地区向内地辐射，形成了专业化的再生金属加工区：如河北正定、浙江永康、广东南海、河南郑州的再生铝；天津静海、浙江宁波、温州的再生铜；安徽泰和的再生铅等。这些加工区域的从业人员占了当地劳动力的60%。
这些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的再生产业“园区”和专业化公司，几乎都是当地的富裕“大户”。如浙江台州，早在2001年就进口“废五金”100万吨，获得钢铁50万吨、硅钢片20万吨、铜10万吨、铝5万吨、不锈钢5万吨、塑料5万吨；金属再生的规模化企业中如河北立中有色金属、浙江万泰铝业、力士达铝业等公司，都是产值逾亿的纳税和就业大户。
另一个是事实，这些“大户”因为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其拆解、加工流程中基本实现了环保达标的目标。
调查中，浙江有关部门负责人感慨的说：没有任何金属矿藏的浙江，却成为产值超万亿的“五金机电”出口大省，再生产业功不可没。
但是这些“大户”的经验和现状并不能否认“黑名单”地区仍然存在的污染事实。在“污染现实”与“资源梦想”之间，在“电子垃圾黑名单”变身“再生产业样板”之间，国家政策、法规成为一直期待。
近日有消息称，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目前已进入审查阶段，今年内有望正式通过并强制实施，今后家电的生产者、经销商和售后服务机构，有回收义务，拒绝者最高可能被罚款10万元。
另外，国家发改委还正在积极准备《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这些法规一旦正式实施，不仅将弥补我国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中环保问题的法规缺位问题，更可能因此推动中国资源再生产业的正式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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