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不是东西部城市地区之间的差距；西部地区落后，主要差在农村地区，差在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是否加快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缩小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当然是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五年，对其绩效进行评估，对于掌握西部大开发的规律性，开创西部大开发的新局面十分必要。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集老少边穷于一身，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的压力特别巨大。多年实施资源开发导向型战略，使其资源过度损耗、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严重的生态赤字亟待偿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实现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国防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意义。 鉴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地位，理所当然应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目标区。它体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五篇文章”的重大战略措施中，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科技教育、人才开发等四个方面的着力点以及“五大标志性工程”，即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生态建设、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的重点地区基本上都布局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提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大开发效应，应有新思路和新机制。经济开发和生态保护是贯彻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全过程的一对矛盾。应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要巩固西部大开发中生态建设的成果、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成为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必须要探索处理好经济大开发和生态环境大保护关系的机制和途径。从长远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建设生态经济区。从近期看，要努力提高生态环境建设的效率，在同等投入情况下，获得更好生态建设的效果，就必须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来进行，转化为农牧民的致富工程;把生态治理和保护转化为生态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其次，在继续使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使用经济工具和手段。与内地比较起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绿色GDP更加必要和紧迫。鉴于绿色GDP制度在生态价值计算、配套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尚不成熟，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率先实施绿色GDP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推行。首先是用绿色GDP的理念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在对区域发展情况、干部政绩的考核中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倾向。二是建立自然资源的实物和价值账户、核算各类自然资源的增减情况。以卫星账户形式反映到地区经济发展报告中。三是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创造的生态价值逐步量化，计算出与其生产价值的比值。四是在对自然资源进行核算的基础上，逐步进行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为主体的生态建设、资源利用的补偿机制。生态效益的外溢性决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受益的不仅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身，治理和保护生态的成本应当由享受生态效益的地区和个人分摊，有偿使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建设补偿的重要途径和形式。随着绿色GDP制度的完善，公共财政补偿生态建设的机制也会更加科学合理。此外，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水和水能资源也要完善补偿制度。它包括提高对淹没区移民的补偿标准;改变补偿办法;把部分低价电留给当地使用，支持其发展地方工业和生活用电的需求。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社会事业适度超前发展战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总体上不能脱离经济的发展。但是世界上一些后进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实践证明了在局部地区，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内可以实现社会事业适度优先发展战略，即在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的水平上，支持落后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优于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国家社会发展的总体发展水平，既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往往是后进地区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提。国家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的资金和政策应向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等社会事业倾斜，缓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从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创新能力着手，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积累人力资本。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大开发要有新思路和策略。例如，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不要走传统的增加布点、增加设备、吸引师资的路子，可以借助科学技术进步，信息时代的优势，发展远程教育等方式，在当地接受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同等的教育;在路、网、网络等布局中，改变过去以路就人的格局，代之以人就路的布局。把城镇化、生态移民、公共设施建设相连接，路、网、城镇的建设统筹考虑，以项目建设带动区域布局，以区域布局的变化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这样既可节约成本，又可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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