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总量问题中包含着结构问题。总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增长过快，主要是投资过度扩张和工业过快增长拉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只有以协调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为基础，适当加强结构性调控的力度，才能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防止经济运行的较大波动。
从去年至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中的结构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结构问题使总量问题更加突出，通胀的压力明显增大，同时，又存在着通胀（结构性膨胀）转变为通缩（结构性过剩）的危险，宏观调控处于一个相当微妙的阶段。
一、投资与消费增长失衡的影响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关系出现严重失衡。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快了17.6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高了32.3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关系失衡达到了1994年以来的最大程度。
从投资和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1981-2002年的22年期间平均为2.02，即投资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约2倍，2个百分点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拉动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其中1981-1991年为1.92，1992-002年为2.09，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6年为2.69。而2003年这个比率为2.93，不仅明显高于各个时期的平均数，而且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过热时期还高出0.24倍；今年第一季度的比率为4.43，高出的倍数就更是非常之大。另一方面，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1981-2002年的22年期间平均为1.52，即消费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约1.5倍，1.5个百分点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拉动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其中1981-1991年为1.55，1992-2002年为1.46，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6年为1.76。而2003年这个比率为1，明显低于各个时期的平均数，与上一次经济过热相比则低了43%；今年第一季度的比率为1.1，偏低的程度仍然很大。由此可见，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在拉动gdp增长中的失衡是相当突出的，这种失衡状态已经明显超过了上一次经济过热时期的平均数。
投资与消费增长关系失衡，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导致总需求增长超过潜在总供给增长，即经济过热。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基本表现或导因是投资增长过快。因为消费增长总是相对稳定的，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越明显，也就是投资过度扩张越突出。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投资增长过快不仅具有自加强趋势，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增长相应加快，导致总需求增长超过总供给的潜在增长率，出现经济过热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一般特点，是由局部过热发展转变为整体过热。二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即投资效应降低。由于投资与消费失衡，总需求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拉动，而投资的拉动作用受到总供给增长潜力和结构的制约，投资过度扩张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相对下降。如1981-2002年，投资拉动系数（即1个百分点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所拉动的gdp增长的百分点）为0.495，其中1992-2002年为0.478，而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6年期间，投资拉动系数只有0.371。三是导致经济容易由通胀状态转变为通缩状态，即经济大起大落。投资过度扩张拉动总需求过度扩张，使经济进入通胀状态，在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条件下，这种通胀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通胀，如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当投资过度扩张受到消费需求制约或宏观调控时，由于产业链条循环的作用，投资增速容易大幅回落，通胀状态会较快转变为通缩状态，其基本特点是由局部过剩很快转变为整体过剩。
去年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扩张，已经使总需求过度扩张日益明显，局部过热逐步转化为整体过热；2003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系数下降为0.311，比1992-1996年经济过热期间的平均数还低0.06个百分点，2004年的投资拉动系数可能继续降低；在当前结构性通胀已较为突出（生产资料尤其是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下，市场消费需求的制约和宏观政策对投资的调控，可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降，经济运行存在着由结构性通胀转变为结构性通缩的危险。
二、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影响
去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相当突出。增长结构失衡的基本表现是工业高速增长，而服务业增长缓慢。2003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全部工业增长12.6%（估计有一部分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民营工业企业的增长状况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如果将这部分增长数据考虑进来，那么全部工业的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3%-14%），而第三产业只增长6.7%；2004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7.7%，全部工业估计增长13%-14%，而第三产业也只增长7.7%。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差距达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大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关系经历了由比较协调到不协调的演变。1981-2002年22年期间，工业与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之比为1.11，其中1981-1991年为0.84，1992-2002年上升为1.46，而经济过热的1992-1996年期间上升到1.77。统计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过热是由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步扩张拉动的（1984-1988年期间，服务业的年平均增幅还比工业高出1.2个百分点）；90年代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工业部门的扩张拉动的，工业与服务业增长关系失衡也是由工业高速增长导致的。而2003年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率之比，即使按可能统计不全的全部工业增长速度计算，也上升到高达1.88，不仅远远高于以往各个时期的平均数，也超过了上一次经济过热期间的平均水平。今年以来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发展。这说明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
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关系失衡，所带来的主要影响是：其一，容易造成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工业高速增长一般是由具有短期扩张能力的加工工业高速增长拉动的，当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潜在增长水平时，粗放型增长成为主体形式，产业增长的投入系数上升，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形成了过大的需求压力，导致缺乏短期扩张能力的基础部门难以适应需要，出现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其二，引起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下降。工业部门的就业功能或密度明显低于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在我国工业相对发达而服务业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工业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远小于服务业。当工业高速增长而服务业增长缓慢时，整个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会明显降低。这种状况还会导致消费增长滞后于投资增长。其三，容易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通胀并转变为结构性通缩。工业增长过快而服务业增长滞后，由此导致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将引起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通胀，即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主要是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运输）的相对短缺和价格上涨；而瓶颈制约的加剧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又可能使整个经济转变为结构性通缩，即出现一般工业品的相对过剩和价格下降。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失衡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工业增长过快使煤电油运等方面出现了紧张状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瓶颈制约，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较大，而服务业增长缓慢使就业增长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使消费增长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上升而相应加快。在当前结构性通胀趋势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对工业部门的作用力度过大，工业增速的大幅下降将引起经济增长过程的较大波动，整个经济运行有可能发生转折，再度陷入结构性通缩状态。
三、结构失衡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取向
面对经济过热的趋势，结构失衡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总量问题中包含着结构问题。总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增长过快，主要是投资过度扩张和工业过快增长拉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只有以协调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为基础，适当加强结构性调控的力度，才能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防止经济运行的较大波动。
1.关于需求调控政策的取向
控制投资扩张和促进消费增长，是当前需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但是，这种结构性调控政策需要把握好一个适当的度。撇开净出口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由于投资与消费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会对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对投资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趋势：一是对投资的调控力度不够，投资依然高速增长，并继续对消费产生一定拉动作用，总需求过度扩张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对投资的调控力度过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并导致消费增长减慢，总需求收缩过快过猛，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三是对投资的调控力度适当，投资增速逐步适度回落，消费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而保持稳定增长，总需求扩张的势头得到适当遏制，经济实现所谓的软着陆。第三种结果显然是比较理想的，是当前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种结果，关键在于投资调控政策的选择和搭配。
要对投资实施有效而适度的宏观调控，需要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扩张的主要因素，根据不同调控目标和对象的特点，采取有所区别的调控政策。一是控制新上项目增长，维持在建项目正常进行。新上项目是导致今年投资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因素，今年1-2月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05.6%，而在建项目的下马既会带来较大的损失，又会引起投资增长的较大波动。二是控制工业部门投资，保持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增长。当前投资过度扩张主要是工业部门。今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达到75.8%，不少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超过或接近100%，而第一产业投资只增长0.4%，第三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也只增长37.7%。三是控制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保持民间自主投资的增长。地方政府主导型投资是新一轮投资过度扩张的主要拉动力量，今年头两个月地方项目投资增速仍高达64.9%，而民间自主投资不仅由个人承担投资风险，而且在这一轮投资扩张中增长势头相对较弱。去年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只增长16%，比全社会投资增速低了10.7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速也较大幅度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四是控制国有企业投资，保持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也是新一轮投资过度扩张的主要拉动因素。去年国有投资增长就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长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国有投资增速为46.1%，又比全社会投资增速高了3.1个百分点，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以及投资效益和投资风险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其投资增长具有一定的内在约束机制，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自然回落。五是控制城镇投资，保持农村投资增长。城镇投资是这一轮投资扩张的主体。今年一季度城镇投资增长47.8%，比全社会投资增速高4.8个百分点，而农村投资只增长26.4%，投资量不足城镇投资的1／4（为24.6%）。在城乡差别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控制城镇投资规模而保持农村投资的较快增长，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对投资扩张实施结构性和体制性调控，促使投资增速逐步适度回落的条件下，消费增长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继续推行增加农民收入和鼓励消费的政策，保持和加快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增长速度回升的势头。这样将能够在有效而适度遏制总需求扩张的情况下，促进投资与消费增长关系的协调。
2.关于增长调控政策的取向
遏制经济过热，调控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以调控产业增长格局为基础。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控制工业过快增长，稳定农业增长，加快服务业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但目前工业增长是gdp增长的主要支撑，服务业的增速在短期内难以大幅上升，为了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大落，还要使工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工业增速要逐步适度回落，而不能回落过猛过大，这是促使经济适度增长和产业协调增长的中心问题。
对产业增长格局的调控，一要靠需求总量和结构的调控。只有在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结构，稳定需求增长的条件下，工业增速才能逐步适度回落；二要靠资源配置结构和模式的调整。只有改变资源投入向工业部门倾斜的格局，使资源更多地流向服务业部门，并提高服务业的增长效率和效益，才能促进工业与服务业增长关系的协调。统计分析表明，工业增长的周期性特征突出，库存变化使产业波动度较大，而服务业增长具有某种自我约束和协调机制，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平缓。因此，加快服务业增长，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适度降低工业比重，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
控制工业增长速度，主要是控制加工工业的过度扩张。去年以来，基础工业（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增长加快，基本上是加工工业拉动的结果，是一种适应性的增长。今年以来，对部分过度扩张的原材料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的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将对这些行业的增长起明显的遏制作用。但过度扩张的真正源头还在加工工业方面。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大幅度高于增加值增长（超过幅度达15.3个百分点），同时企业产成品资金和应收帐款净额也分别增长17.8%和17.3%，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9.5和7.9个百分点，这说明工业高速增长和价格上涨中伴随着企业库存增加和相互拖欠的上升，增长速度波动的危险在逐步增大。对加工工业增长过快的调节，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只要宏观政策控制住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势头，市场机制的调节就会使大多数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逐步回落。宏观政策需要做并且迫切要做的事，是通过新的发展观念、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环保政策和相应的改革措施，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工业部门的物耗和能耗比重，减轻工业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其中最为重要也是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一是推动地方政府（主要是地方主管官员）尽快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促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服务业增长速度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工业增幅迅速上升而服务业的增速却不动声色，经济增长加快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有限，这说明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与国际比较偏差很大，部分原因在于统计口径方面（估计今年经济普查结果出来后，服务业比重低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增长缓慢则与统计口径问题关系较小，因为增长速度按同一口径计算，口径偏差的影响不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增长缓慢，主要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体制问题。与工业部门相比，服务业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在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少，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比较突出，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既造成服务业部门的资源流入不足，又导致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缓慢。2002年，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17，还不到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2.4左右）的一半；从1992-2002年，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0.38，而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0.56。2003年以来，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滞后的结果。二是需求问题。服务业提供的是一种无形产品，其特点是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供给不能脱离需求而存在（不论事前或事后），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例如，没有当事人与律师的接触与交谈，就没有律师服务的增加值；电话没有接通，电信业就没有营业收入（月租是一种特定的例外）。如果需求增长缓慢，服务业就增长缓慢。
为什么经济增长加快而服务业需求不足？为什么工业的高速扩张不能拉动服务业的需求增长？这些有规律性的现象为现实所扭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一种现象也许可以提供一种解释，这就是工业的低工资导致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的需求不足。制造业的低工资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事实。调查资料表明，在一些大量使用民工的企业中，劳动时间的任意延长使民工的平均小时工资不足2元人民币。低工资成本使很多企业热衷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持传统以至陈旧的生产模式，影响了企业对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追求；同时，很多早已从工业中分离出来的服务职能，都因劳动力的便宜而被工业企业内部化，这影响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如此等等，都阻碍了工业增长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低工资收入影响了对消费性服务的需求。劳动时间过长和工资水平太低不仅使民工的消费一直停留于低水平，而且对消费性服务的需求很少，其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的比重很低，这导致占就业人数比重很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消费性服务需求很小，这个日益增大的社会群体的服务需求增长相当缓慢。下岗职工的服务需求也有类似的特点。这就是服务业增长缓慢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在近几年同时出现的收入上的原因。
这样看来，要加快服务业的增长，一要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开放。除了按加入wto的承诺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之外，应当加快服务业对民营资本的开放，这不仅能够增加服务业的资源流入，而且能够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国有服务企业的改革，从而促进服务业部门提高生产率。二要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应当通过宏观政策和法律手段，明确规定和依法执行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和最高每周劳动时间（小时），切实提高一线劳动者尤其是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这有利于改变工业企业的运行模式，推动工业增长方式由过度依靠低劳动成本实现数量扩张，向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转变，促进工业部门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同时，通过提高工业进而其他产业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推动其消费水平的上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全社会对消费性服务需求的较快增长。值得说明的是，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一般不会影响就业的增长。目前企业实行低工资的基本形式是延长民工的劳动时间（如每天劳动时间高达13-15个小时，每周休息时间不足半天），相当于两个工人的活一个人干，而提高小时工资并规定每周劳动时间，在同等条件下不会引起企业雇用人数的减少。如果企业因劳动成本上升而用机器取代劳动，由此带动的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会导致工业就业密度的降低和就业量的相对减少；但是，因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需求扩大而拉动的服务业加快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增长将肯定明显超过工业相对减少的就业量。
在工业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服务业逐步加快增长的条件下，宏观调控就能够在促进产业协调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适度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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