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汶川县不幸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再次冲击了中国社会与经济运行。
由于汶川地震尚未完全平息，关于地震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出来，因此其对于经济的确切影响还难以掌握。但是，从地震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来看，不可否认将会使当前调控增加了难度。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必然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短期内可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带来原材料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形成新的PPI和CPI上涨动力。同时，四川也是我国粮食大省，若受灾严重将对今年粮食供应造成较大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压力。而暂时的交通受阻，也会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受到影响。
但从总体上看，震中汶川涉及的经济体系较小，也属于山区，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而四川省产值占我国GDP的3.9%，制造业生产只占全国的2.5%。由此来看，只要此后灾害持续时间和范围不再扩大，汶川地震对于制造业和进出口的影响有限，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冲击也不用过高估计。
在此背景下，笔者预计地震也不会使宏观政策思路产生重大变化，而是还会延续雪灾以来的一些政策新趋势。一方面，本次地震发生之后，从紧货币政策有可能会“打开更多口子”，使得央行旨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选择面临更多矛盾与困局。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人们对灾害恐惧感的放大以及信心的受损，可能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升温，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预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自年初以来，学界和政府中很多人都在呼吁强化财政政策力度，以保障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汶川地震的发生再次使财政政策的迫切性体现出来，因为无论是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还是灾后重建，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以此为机会，财政政策预计也将在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从1998年的抗洪、2003年的非典，到今年年初的雪灾和地震，重大灾害时刻困扰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说，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灾害种类多，每年因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都达千亿元。为了弱化灾害对社会的冲击，灾害经济学在上世纪中期建立和发展起来，并且成为西方国家构建灾害应对机制的依据。在我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动员救灾方面有一定优势，但仍然缺乏系统的灾害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只有在此方面有所突破，才能提升科技防灾救灾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防治灾害的科学投资体系和管理运营机制，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损失。
从经济角度来看自然灾害问题，有如下几方面政策重点需要关注。
首先，有必要建立应对灾害的常设机构，把原来分布在各行政部门的力量分离出来，形成独立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这也符合多数国家的经验。
其次，改善灾害预警体系。虽然预报灾害的概率非常低，但重视灾害预警并且增大政府投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国家近年来在此方面已有了较大改进，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不足。
第三，应对灾害危机需要政府财力的保障。这不仅涉及到改革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迫切性，而且也要考虑推进分税制改革，通过市政债券、财产税创新，来为地方提供与防灾事权相应的财权等。
第四，面对频繁的灾害，必须把商业保险纳入改革轨道中。对自然灾害背景下的民生，则更需要商业保险的介入，如巨灾保险。实际上，遭受自然灾害时，我国的保险赔偿仅接近5%，难以满足巨灾保障需求，而该数据全球平均为36%。只有实现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共同完善，才能充分覆盖灾后公众所面临的各类风险。
最后，在灾发生后，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慈善的作用也逐渐体现出来。这既表现为各类民间灾害救援活动，也包括大量民间捐款、捐物资的支持。今后我国应该进一步引导和完善民间的自救和互助行为，通过在法制环境、税收等方面提供便利，大力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使其成为灾害应对体系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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