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将开工建设福建宁德、福清和广东阳江三个核电项目。
在随后的几年中，随着各项设计工作陆续完成，各方将为这三个工程投下上千亿元人民币。不过，这所有的一切也仅仅是中国“核电强国”梦想的开始。根据我国核电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十多年间，我国平均每年要开工建设3~4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在此蓝图下，在未来十多年中，我国将投下至少45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预计将花费百亿元人民币把国外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
其实，中国描绘“核电蓝图”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核电成为了最现实的选择。在未来的中国，从沿海的广东、浙江、福建到内陆的湖北、湖南、江西，几十座核电站将拔地而起。
能源危机困扰中国
能源危机的紧迫性何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专家王大中曾用一组数据作出过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与消费国、第一大煤炭生产与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及石油进口国、第二大电力生产国。
按照2020年中国GDP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估计，国内约需发电装机容量8亿~9亿千瓦，而已有装机容量仅为4亿千瓦。但在现有的发电结构中，单煤电就占了其中的74%。这也意味着若电力需求再翻一番，每年用煤就将超过16亿吨，而长距离的煤炭输送将加剧环境和运输压力。另外，在今年年初南方的冰灾中，光是因交通运输困难，电煤供应紧张，造成的缺煤停机超过3700万千瓦，19个省区拉闸限电。而如此大的电煤消耗，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每年分别新增500万吨和5326万吨以上。
另外，水电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开发难度相当大。而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遇到核心技术的瓶颈，造成其使用成本极高。因此，在未来的30年内，这些新能源不具备成为我国主力能源的条件。所以，清洁、高效的核电成了备选。
1957年，人类开始建设核电站并利用核能发电，到现在，核电约占全世界电力的16%。
但自1986年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燃料泄漏事件以来，核电成了许多人心中的恶魔，中国也不例外。全球核电业就开始进入低潮。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2000年年底，全球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堆共有438座，到了2003年3月，增加至441座，仅增3座。
但现实的能源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对生存的渴求战胜了恐惧，欧美国家被冻结30多年的核电计划也纷纷解冻。而此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核电发展战略也正在由“适度”转向“积极”。
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建院院长唐红键喜欢用“道路曲折”来描述中国核电工业的发展历程。在唐红键的脑海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核能事业就已启动，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并非出于民用发电目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相关会议上才提出，要将核电用于民用，建商用核电站。
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商用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开始组建，并于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这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唐红键说。
核电工业战略性转向
“在过去的30多年中，虽然是采取单个安排、分散建设的形式进行，在筹建个别核电项目时从来没有放到全国电力规划的大框架下考量，但我国仍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比较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在谈及我国核电发展历程时唐红键说。不过，这一背景在当时切合了我国一直贯彻“适度发展”的战略。
这期间，中国核电工业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情都是在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的参与下完成。2005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主持下，岭澳二期核电项目相关设计合同签署。“这标志着我国已具备了百万千瓦级大型核电站的设计能力”，唐红键说。
这一次，在常规岛的设计项目上，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揽下了近3亿元人民币的设计合同，“要是交给外国人，光设计费起码就得12亿元”。
但在唐红键看来，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的转型迹象早已显现。“在2003年11月，国家核电领导办公室就改成了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大力发展核电的思路可以说初见端倪。”
到了2004年9月1日，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推动核电发展作出了新的决策，将加快核能发展，逐步提高核能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
从“适当发展”到“加快发展”，此时，中国核电工业转向的明确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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