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江心屿灯火依然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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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浙江的民营经济表现顽强。在历次调整中，它们总能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通过自救找到生存路径。但如今，他们却表现得似乎溃不成军，惊恐地向政府呼救。
是个好消息，但更多的时候似乎是个坏消息——已经过完最酷热的夏天了，温州往年常见的拉闸限电再也没有出现。
在最后的酷热消退前，温州商人们难得消停下来的脚步，在夜色中变得缓慢。在最著名的诗岛江心屿畔，瓯江两岸灯火朦胧妩媚。新改造的最高档的娱乐街区霓虹依然闪烁，光华照人。
但大家已无心欣赏。
温州千家企业停工半停工或倒闭
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温州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中，目前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
白墙、空旷的厂区、紧锁的厂门，车间里散落一地的器具原料，三三两两留守的看守人员，工业园区里无精打采的卖水果和饮食的小贩，天一亮，真实景象就展示无遗。“很多工厂都停工了。”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个夏天，远远超过了年初所能想象到的困难。
从温州沿海岸线往东北方，或直接北上，在台州、在义乌，在宁波的慈溪、宁海，绍兴的嵊州以及柯桥轻纺城，萧条宛如不能闭闸的水龙头，一泻千里。
浙江的工业经济正“处于紧运行状态”中，“企业负重前行”，浙江省经贸委7月份的一份工业经济分析报告用少有的口吻这么写道。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2%，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5.5个百分点；前五个月，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4.1%，增幅则大幅度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下半年，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严峻。”报告悲观地说。
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温州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中，目前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鞋都”的凋零
一些企业开始迁徙，宁愿停工去内地再办新厂。在温州的各大媒体上，有关厂房或生产设备“求租”的信息，现在已全部换成了“转让”。“原来租金25元一平方米的厂房，现在6元都租不掉。”
出温州城，乘火车西行，铁道两边硕大的鞋厂随处可见，“中国鞋都”的招牌每隔一段距离都在提醒着曾经创造的传奇——在温州制鞋业最鼎盛时，这里生产了全世界40%的鞋，其中60%出口国外。
但现在，在鞋材、鞋革和制鞋厂遍布的仰义工业区，停工潮席卷了整个园区。很多厂区里只剩下看守人员，他们挂着沮丧的面孔，闲散得无所适从。“根本活不下去了。”前温州鞋材协会会长、好霸鞋材董事长林锦标说。由于原材料价格飙升、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利率调整、劳动力价格上涨、物流费用上涨的原因，利润空间正被进一步压缩。
一个十多元的鞋底，以往还有1元左右的利润。在成本增加的冲击下，已几乎被全部抵消。“以前净利润5%，现在1%都算好的了。”“订单不是没有，是不敢做。”林锦标说，他的工厂一楼，5条生产鞋底的生产线已全部暂停。
因为铁价提高，制作鞋底的模具费，从2000涨到了3000元每件；油价上涨，鞋材的一吨原料要增加3000多元（鞋材的原料主要是石油化工产品）；喷光油也贵了，每双鞋以前要8毛，现在最少1.5元；当然，还有运输费也上涨了。
与此同时，工人工资也在上涨。前几年，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的杂工底薪是850元，现在则要1200元。林锦标的对策就是减少合同工人的数量，从鼎盛时的一百多人，减少到了五十多人。“我们只能少招一点工人，少接几个单子，保证已招到的队伍稳定。”
但即使不开工，光是工人的底薪也足以压垮一个没有准备的小企业。林锦标介绍说，他知道的一家规模大一点的制鞋企业，仅工人工资一项，一个月的支出就是一百多万。而温州最大的鞋企拥有员工大约20000人，每月要支付工资数千万元，“要是三个月没单子，根本没法活。”
人民币升值加剧了困难。外贸订单多以美元计价，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近10%，如果是一年前签下的单子，现在完成后已利润全无。“不亏钱已算不错啦。”林锦标说。
环保控制措施也是一个因素。林锦标说，同在仰义，一百多家为鞋企提供鞋面皮革的企业，由于无法承担控污成本，已全部关闭。
一些企业开始迁徙，宁愿停工去内地再办新厂。在温州的各大媒体上，有关厂房或生产设备“求租”的信息，现在已全部换成了“转让”。“原来租金25元一平方米的厂房，现在6元都租不掉。”
大面积的萧条，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即使是外贸单子，都有欠款。韩国人欠我们一百多万，三个多月了还没还。”林锦标正在为自己三百多万的应收款发愁，“工厂老是垫资金，根本垫不起”。
大部分人已抛弃了制造业的主业。一位鞋业老板以厂房和住房做抵押，贷款6000万，全部拿到四川去投资房地产。林锦标认为，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借款扩大生产，就是恶性循环”。
求职者在劳务市场边打起了扑克
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第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除了制鞋，温州也是著名的眼镜生产基地。不过，它现在也同样在面临着一场寒流。
温州真情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剑波几天前刚刚参加温州的展览会。但10万元参展费砸下，却一个单子也没有接到。“来厂家看的人一个都没有。”叶剑波回忆说，这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以往根本忙都忙不过来。”叶剑波说，从5月份以来，公司的利润早已全无。
鞋业碰到的所有问题，眼镜业都一样，区别只是，鞋业的原材料用的是石油化工产品，而眼镜则是铜。“什么都在涨。”叶剑波说。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承认，由于订单减少、员工难招等原因，产品成本上升约20%到30%，温州的小型鞋企举步维艰，特别“对出口型鞋企的影响较大”。
2007年底以来，截止到6月底，其协会内已有一百二十多家企业倒闭，五十多家企业不得不将生产基地向成都、重庆、苏北、江西等地转移。谢承认，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半停工的企业数字。“现在应该是更加重了，整体上下半年肯定还会下滑。”
企业经营的不景气已然波及劳务市场。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第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在位于牛山北路的温州劳务市场，仍然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寻找工作的外来务工者。
大厅内的显示屏上不断滚动着用工信息，一家企业的用工需求也就1到4人，而且基本以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为主。
由于没有合适的岗位，百无聊赖的求职者干脆在门前狭窄的马路边玩起了扑克。
来自四川南充的务工者李劲说，由于缺乏技术优势，半年来他三次尚未完成见习期就被辞退，现在又失业了。
在叶剑波的公司，“原来的两百多工人，已有六成被允许带薪休息，每个月给600元生活费，有订单再回来做”。
但这样的压力仍然很大。叶剑波决定尽快找到更多的订单，保证开工，“先广州展、北京展，北京展再没起色，只能去美国，去香港了。”
“生意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差过”
集装箱漂洋过海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谁想做圣诞节生意，就必须在9月前下单订货。但在9月，贸易的黄金期，往常源源不断的圣诞订单突然不见了。
从温州出发，沿高速公路向北，这原本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浙江骄傲。公路两侧，遍布着令世界瞩目的制造业殿堂。
最好的皮鞋你可以在永嘉的瓯北镇买到；在瓯海区，各式造型奇特的金属打火机不断从生产线上组装完成；只有数万人口的桥头镇，为中国生产70%以上的纽扣；在台州的温岭，水泵厂的广告遍地都是；在金华武义，这个山区小县城每年生产出十多亿副纸牌，足够中国国民人手一副；在义乌和诸暨的大唐，帮助解决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袜子生产问题；40%的领带来自嵊州；要想挑选最全的皮衣，则可以来到海宁或是桐乡……
所有的产品都通过义乌售卖。经此源源不断通往世界的各个角落。“日用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在义乌的街头随处走动，你将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工厂缩影。
这个偏僻的浙中小城是全世界廉价货物的中转地，超市中的超市。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从阿联酋、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操着俄罗斯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韩语，各种语言的人来到这里。全球经济的商品信息在这里汇合，经重新分配流向世界各地的商店。
集装箱漂洋过海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谁想做圣诞节生意，就必须在9月前下单订货。但在9月，贸易的黄金期，往常源源不断的圣诞订单突然不见了。
但如今，这个全球最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街头的人气甚至还不如上海或某个省会城市的商贸街。
“生意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差过。”专做面具出口的朱女士坐在小商品城商铺的门口感慨说，她现在惟一的念想，是不要跌得太多。
“去年外贸政策影响的后续作用已开始发酵。”义乌官方的统计分析说，随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融资困难等压力的增重，浙江经由义乌的工业品出口增速正在放缓。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开始呈逐月下降趋势。今年1至2月，尚是38.71%，1至3月为28%，1至4月19.83%，1至5月18.66%，1至6月14.1。“到6月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比5月份下降了2.2%。”
义乌市经济发展局的一份统计分析材料说，今年77家重点监测的亿元企业，亏损的有7家2783万元，占9.1%。“大部分企业可替代性强，产品附加值不高。”报告分析说。以一棵1.5米高的圣诞树为例，250多根铁树枝，成本比往年涨25%以上。即使提价，但绝大多数产品的利润都下滑到了10%以内，更多的时候，一棵圣诞树只能赚到两毛钱。
义乌人自豪的“中国袜业名城”，情势同样不容乐观。义乌袜业行业协会会长、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提供的行业报告显示：2008年，风云突变。袜业的原材料成本（占75%左右）上升对总成本影响达到10%到12%；劳动力成本，规模企业人均要上升5000元左右，还有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贷款利率上调等，加之取消袜机进口免税政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力度加大，都直接增加了成本，升高了经营风险。
2008年上半年，袜业工业产值和外贸出口增幅都呈“双下降”趋势。
经济效益大幅缩水，少部分企业甚至走到破产关停的地步，“像娇丽袜业这样的企业也不得不关门停产。”报告悲观地呼吁政府积极救市。娇丽袜业是一家拥有两百余工人的企业，今年6月倒闭。
义乌的袜业经营大多拥有自主品牌，相对高端，除了少数前期过度扩张的企业，关闭的企业尚少。翁荣金担忧说，和义乌比邻主宰全球袜业市场的诸暨大唐镇，由于更多的袜业生产仍停留在工厂-家庭作坊加工的联动方式，一旦有企业垮掉，将引发连锁反应，冲击将令人担忧。
昂贵的资金成为套在浙商脖颈上的绳索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
义乌萧条的贸易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很快裹挟了全浙江的货源地，造成了大面积的资金链紧张。
“融资困难已经出现。”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教授说。在银行银根锁紧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上升了50%。虽然是个案，但“5分、8分、1毛的月利，也开始出现”（换算成年利率，分别为60%、96%和120%）。
“这是饮鸩止渴。”马津龙担忧说，但现在，很多原本不错的规模企业，现在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民间的逼债手段是非常严厉的。”马津龙说，如果企业继续恶化，金融风险将非常可怕。“一旦企业大规模倒掉，造成的社会问题将不可收拾。”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
在温州，永嘉的云光泵阀制造公司创办人朱吉光由于无法承担三角的高利贷债务，已经服毒自尽。
在金华兰溪，浙江著名的中成药公司，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同因资金链断裂而自缢身亡。
在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由于无法支付高利贷远遁海外；东方万博集团倒闭。在杭州，南望集团老总一夜间突然消失；在嘉兴，旭莱服饰公司创始人一家失踪。
义乌，当地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解散清算”的公告，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有四家企业的“解散清算公告”。义乌最繁华的宾王路上，典当、寄售行门上张贴的广告醒目，“帮个人排忧解难，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地方政府帮助企业突围
8月底，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的专题上亲自撰文，表示政府与企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几十年来，浙江的民营经济表现顽强。在历次调整中，它们总能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通过自救找到生存路径。但如今，他们却表现得似乎溃不成军，惊恐地向政府呼救。
政府也已不能坐视不理。除了国家的政策，8月以来，官员们不断出台帮扶政策，为中小企业“补血”。
8月底，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的专题上亲自撰文，表示政府与企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在嘉兴海盐，政府决定，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盐县将对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取。
在温州，政府开始允许人们把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抵押，以获得贷款缓解紧张。
在义乌，义乌工商局开始登记股权质押，把存量的非现金资产最大限度地变成流动的资本。在中国小商品城公司，他们与银行合作，展开商位质押贷款服务，缓解商户困难。到8月，办理商位质押登记1505笔。质押登记金额11.4亿元。
但寄望于政府扶持或金融政策来改善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省委书记赵洪祝表明了浙江省领导层的意向，他鼓励企业要自力更生，“勇当浴火凤凰，推进转型升级”。
“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的不是中小企业倒闭危机，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说。
政府正主导着转型的抉择。官方的学者纷纷为此论证。“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依此规律，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次大调控并非意外之事。”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经济学家盛世豪撰文说，这不过是一次全新的调整。
“这是以往经济领域过度进入的必然调整。”温州本土学者马津龙教授分析说，由于民营企业能进入的领域过少，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早已进入过度竞争。
“给它正常的机会太少，它只能左冲右突，寻找机会。”马津龙说，一些企业主业不赚钱，开始倾向房地产赚钱。房地产赚不了了，以为股市赚钱，又套里面了，最后“这些机会最终都不是机会，大家都被套住了”。中国经济要想脱困，惟有重新整合产业链。
浙江省发改委经贸流通处处长张国云建议，“加快体制改革，努力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激活市场主体，加快事业单位改革，鼓励和支持在服务领域创业创新；放宽市场准入，消除部门、行业的进入壁垒，降低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非公资本进入的前置准入条件；改变服务业在土地、电力价格等方面与工业的不平等待遇。”
浴火的凤凰们
“强者恒强。”每一次升级，都是一次巨大的阵痛，但更是一次全新的涅槃。东芝、丰田、索尼等全球知名企业，正由此而出。
林锦标已经停止了鞋底的生产，他开始生产一种直接面向国外的“更高端的”产品——中底（鞋子自带的鞋垫）。他举着鞋垫说，“一定要提前转型，不转型没饭吃”。此种“中底”的原材料依靠进口，设备也价值不菲，高门槛将挡住其他的竞争者。“那些没有后备资金的企业，将全部关闭。”
“强者恒强。”谢榕芳说，经历洗牌后强者更加壮大，这是正常的调整。在协会内，按规模区分有A、B、C三等级的企业。在压力下，惟有A类企业“开工情况良好，产销两旺”。B类的部分企业还能支撑，C类的今年将会死掉更多。
恒星打火机公司董事长陈建华赞成这样的判断。几年来，温州市已多次洗牌，从鼎盛时期的两千多家，2003年锐减到一千余家，2006年降至600家左右。2007年至今，温州打火机企业已不到100家，预计明年极有可能下降至三四十家。
陈建华承认，2007年的金属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欧盟CR技术门槛提高等因素是加剧市场分化和兼并的主要促进力。
“没有自主产权和品牌的企业将要被淘汰出局。”陈建华说，今年与ZIPPO一样生产油棉打火机的恒星公司，主打的品牌“STAR”，经过与ZIPPO的官司和解，现在已成为海外知名的自主品牌。
通过改进产品设计和风格，零售价不降反升，提升至100元，为原来的5倍以上；而其推出的“欧博”品牌在很多高档商场标价更是高达600元。“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生产，引进更多的生产线。”陈建华说。“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同在。”义乌市袜业行业协会会长、浪莎袜业集团董事长翁荣金说，袜业的同质化程度很高。能否生存，区别在于有无品牌。在同以袜业著称的诸暨大唐镇和义乌，死掉的，基本就是没品牌的作坊式小企业。“有品牌、有销售渠道的，就有议价权，将会整合行业。”
翁举例说，浪莎集团拥有自主品牌、自主技术，并在八十多个国家注册商标，因此“当危机来临时，我们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产品、新价格，即使生产商提价，销售商仍有利润空间”。他举例说，浪莎今年1至7月，外贸出口达3000万美元，同比增长40%。
“作为制造大省的浙江，对第二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升，已是一条绕不过的路。”张国云分析说。目前浙江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附加价值有限的单纯加工制造业将逐步失去竞争力，利润空间正不断萎缩。在此情况下，“要把二产的三产化作为现实的选择，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实现‘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的转变”。
这一切，也许很容易联想起当年日本，他们曾经历过的，如今正在中国重演。
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依赖廉价产品的出口得以壮大。然1970年代出现的世界性能源危机，令他们的经济模式遭到严重威胁。战后的日本，不得不经历了5次产业结构的升级之痛。
油价飙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贸需求锁紧，这一切迅速吞噬了曾经的低成本优势。巨大的成本压力、极度匮乏的国内资源迫使日本走上一条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节能和运用科技，调整生产流程，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是当年日本企业最后生存秘籍。
每一次升级，都是一次巨大的阵痛，但更是一次全新的涅槃。东芝、丰田、索尼等全球知名企业，正由此而出。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绝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描绘的景象，也许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制造业。
——和我们曾经历的梦幻般的黄金跃进一样，这一次，机遇和挑战，终于轮到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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