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万三一集团员工来说，2008年抗震救灾最令他们震撼的除了灾难凝聚起来的力量，还有当年年底那次不同寻常的表彰。
三一重工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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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5日，三一召开抗震救灾表彰会。公司团委书记梁冶中宣布：对三一集团抗震救灾四位特等功获得者，各奖励10万元，对一等功获得者，各奖励31800元，其他参加抗震救灾的员工，也各有奖励。
三一重工抗震救灾员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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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一片惊异声，如同海风刮过海面。10万元，这对很多员工来说，已经是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了。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梁冶中继续宣读公司决定：在公司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时，对仍在公司工作或因非自身原因离开公司的特等功获得者每人追加100万元奖励，对仍在公司工作或因非自身原因离开公司的一等功获得者每人追加30万元奖励！
三一重工员工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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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员工激动地站起来，奋力鼓掌。有些参与汶川地震灾区一线救灾工作的员工，则难掩激动的心情，悄悄转过身去，擦掉眼角的泪水。
董事长梁稳根在台下，和员工一起鼓掌，一起欢笑。这样的重奖承诺，他已经做过多次。
1994年，三一迁至长沙。奠基仪式上，梁稳根给当时三一重工的员工发了一张纪念纸条。后来，这张纪念纸条变成了铜牌。2003年三一重工上市的时候，铜牌换成了金牌，梁稳根还宣布，到公司实现年销售额100亿时，给所有持有金牌的员工每人发10万元。当时几乎无人相信，年销售额100亿，是一个多么遥远的目标。
但是，三一做到了。从一张纸条换成铜牌，再换成金牌，19个创始员工每人收获了10万元重奖。2008年的三一节，梁稳根再次承诺，当公司实现销售额1000亿时，所有金牌员工每人将获得100万元奖励。在全体三一人看来，这不仅是个关于重奖的故事，而是企业关于自身文化，是关于“国家之责大于企业之利”的故事，是关于承诺与诚信的故事。
三一重工挖掘机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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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时，三一重工起重机事业部副总经理朱丹正在重庆主持一个市场会议。按照原计划，他即将赶回长沙。
手机铃声响起，集团总裁唐修国来电。他告诉朱丹，几分钟前，正在出差途中的梁稳根董事长和向文波等几位高管，召开了一个紧急电话会议，决定组建一支以公司团委为骨干力量的志愿者队伍参与救灾。“朱丹，你是公司目前在四川的行政级别最高的领导，从现在起，你就是三一抗震救灾的前线总指挥。”
与此同时，三一总部的部分员工已经放下手头工作，赶往会议室商议救灾行动。2008年春节冰冻灾害过后三一制定的紧急情况预案，开始启动。
朱丹很快接到董事长梁稳根的电话，董事会已经决定：全力赶赴灾区救灾。公司将捐赠大型设备，这是灾区最需要的。
5月13日，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通过新浪网宣布：向灾区捐赠价值1500万元的大型机械、300万元现金。向文波同时呼吁中国企业积极关心灾情，向灾区人民伸出热情援手，支援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
三一重工挖掘机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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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程前往灾区的路上，一个随行记者对朱丹说：“我们都会经历一次灵魂的洗礼。”
一路上，朱丹的电话不断，集团总裁唐修国给了四川团省委的电话、副总裁何真临给了绵阳指挥部的电话……各路信息汇总到朱丹这里。朱丹得知：公司已经从四川的客户手里“买”回了两台挖掘机、一台起重机，正在开往灾区的途中，长沙总部也调集了一批原本要发给客户的大型机械，即将调往灾区。
这也是梁稳根的独生子梁冶中加盟三一后，亲自指挥的最大一次行动。很多员工都记不清楚，那一天大家究竟讨论了多少可能的方案，调集了多少资源。“就像打仗，太忙了。”
许多员工跑来找梁冶中，要求去一线救灾。这当中还有很多是三一的管理层，甚至高管。梁冶中给自己定了机票，打算第一时间亲自前往灾区。他和那些踊跃报名去一线的高管，却被梁稳根“按住了”。
“大家都去一线，谁在后面督阵？谁来统筹安排？”梁稳根特意嘱咐梁冶中：“你在后方指挥，更能有效调动公司各方资源去救灾。”几个月后，再回顾这段历程，梁冶中由衷佩服父亲的远见。
临近晚上，敲定了从总部抽人组建救援队，一共80人组成了“湖南省青年志愿者三一集团抗震救灾服务队”。梁冶中亲自向一位有灾难报道经验的记者请教，去一线该准备些什么，并立即调派人手采购。梁冶中说，救灾紧急，要特事特办，凡是在两万元以下的资金，都不必他本人签字，可以直接使用。
一位员工回忆，13号晚上为了给志愿者购买装备准备救援包，半夜敲开了商铺的门，还统一购买了200件白T恤，连夜印上“三一”的字样。
这个时候，朱丹正带人前往灾区，并第一次感受到了余震。夜里，大家挤在车上，一夜无眠。
并不是所有的救灾计划，都在三一总部的视线内。梁冶中不知道，这个时候，三一路机公司西南分公司负责人洪锐，带着5名员工，正组成一支小分队，独立开往灾区。实际上，这支小分队是进入灾区的最早的三一救援队。
地震后，四川、重庆的机场一度关闭。恢复起降后，机场首先承担的是运送专家、救援队伍和物资的重任，一时没有运力保证民用航班。直到5月14日，三一通过各种关系，搞到了几张极为“紧俏”的机票。李标志带着几位志愿者坐上了这趟航班。起飞前，李标志收到了唐修国专程派人送来的海事卫星电话。而大队人马，已经开着7台挖掘机、8台汽车起重机，从公路开赴四川。
5月15日凌晨一点，朱丹和李标志带领的两支救援队在绵阳集结。手机信号在这里时断时续，再往灾区深入，则完全没有信号。在绵阳市公路局的安排下，他们兵分两路，朱丹带队去安县方向，李标志带队去平武方向。
去往安县的公路损毁严重，没有通行证件，救援队和设备被拦在安县以外。朱丹带着几个志愿者，加上一个当地向导，徒步进安县寻找临时指挥部，以获得机械进入的许可。沿途必须经过一处长约200米的隧道。隧道上方的山体已经开裂，一些从隧道往外撤退的灾民，都劝朱丹回头。当地向导也打起退堂鼓。
朱丹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冒险冲过去。他给大家打气：我们步行撤回去也很危险，往前走找到指挥部，也许能找到汽车，回去还更快一些。最后两人一组，快速跑过危险的隧道地带。朱丹后来回忆说，这好像过了一次生死关。
出了隧道，进了安县。安县交通局副局长高进说，很多人已经在里面困了两天，路断了，没有供给，没有水喝。“真没想到，最先进来的，居然是三一，居然是民营企业。”高局长亲自开车到关卡，对三一的救灾车队予以放行。
挖掘机进入安县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在水源边上的尸体挖走。如果尸体腐烂污染水源，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随后，挖掘机投入了救人的行列。
5月15日早晨，洪锐的救灾小分队到达北川。过安县时，他们遇上一支救灾部队，搭上部队的便车进入北川。洪锐发现一条狗一直在废墟上坐着。过去一看，发现一个老太太被压在下面。当时没有机械设备，洪锐等人找来铁棍，硬是用手一点点撬开废墟。救援过程中余震不断，周围的房子陆续在余震中倒塌，大家冒着危险，终于将老太太救上来。时间过去了5个小时。
老太太王计花记住了洪锐他们穿的三一蓝色工作服。事后，她向前去采访的成都新闻网记者求助，希望能寻找到救命恩人。因为这支小分队的行踪开始并不在三一总部的掌握中，三一集团以大部队进入北川救灾的时间判断，一度以为这并非三一志愿者。最后在多方求证下，才知道这是“独立小分队”完成的任务。洪锐和他的伙伴一共从废墟下救出了五个人。
这天下午，李标志在平武，用海事卫星向总部打通电话报了平安。即便海事卫星电话，在这里的信号也很不好。志愿者调试了几个小时，才勉强找到一个位置有微弱信号，一人举着电话不敢有丝毫挪动，李标志把耳朵凑近话筒，向总部报告了现场情况。
5月16日下午，三一集团青年志愿者突击队4台起重机运到北川县城入城口。一路上，刘勇驾驶的起重机走在最前面。快到北川收费站时，很多自发前往灾区的志愿者小车，都被交警拦了下来，唯独对三一的车队予以放行。交警急迫地对车队说：“快，快进城，里面需要你们！”
在进入北川县城的关口有一处70度的急弯，一边是垂直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塌方拦路的巨石。悬崖与巨石相距3米，三一起重机车宽是2.8米，70度的拐弯路长不到10米，三一起重机车身12米。“真是一道生死关口。”刘勇在路口来回查看，判断可能出现的险情。
时间紧迫，北川还有很多生命等待救援。前方传来消息，温家宝总理5月14日抵达北川，因为道路不通，没有进入北川县城。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急跑上山，希望重型设备尽快下山入城。“下面全是小型机械，对整块的钢筋水泥无能为力啊。”
不能再犹豫了。刘勇决定，冒险前进。
启动，打弯，驶出一米、两米……他小心把着方向盘，靠一双手来掌控这辆能吊动52吨重物的庞然大物。通过急弯最险段时，带队的朱丹别过脸去，不敢再看。
“当时一心想着过去，没时间考虑别的。”加大油门??才发现手心全是汗，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后面的司机看到刘勇过去，心里也有了底，一辆接一辆穿过那道险弯，驶向北川。
刘勇的起重机被直接带到了信用社。部队士兵指着一片废墟告诉他，这下面埋着几十个人。废墟上预制板横陈，在上面，压着一根直径1米左右的粗大石柱。1个小时后，石柱被起重机挪开。等候在一旁的部队战士上去，开始用小型机设备挖掘。很快，被困超过100小时的神州矿业副总经理季中山被挖了出来。
这一天，是田裕宝在平通镇独自坚守的第三天。他平时不抽烟，但这几天学会了。他每天从早上天亮一直挖到晚上天黑，经常会从废墟里挖出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即使带着两层口罩也难掩刺鼻的味道，他只好用香烟来抑制想呕吐的感觉。
平通镇信用社的金库被埋在废墟下，信用社员工看守了30多个小时，看到田裕宝驾驶挖掘机到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三一的挖掘机帮助下，平通镇金库被挖了出来。
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田裕宝的鞋子很快被磨破，他在废墟里找到一双鞋，付给当地人50元钱后，才穿上鞋子。
“我最佩服三一的地方，是三一捐了机械。”王林说。他在电视里看到灾区急需驾驶员，立刻赶到四川团省委报名。他故意说自己19岁，只是因为“不想被刷下来”。
5月19日，他和另外几名志愿者被分派到了绵阳，并和三一救援队取得联系。到了现场一检查，只有王林、余钱和王厅三人会操作三一的机械，他们被留了下来，接替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的三一操作手。
第一天王林就挖出3具尸体。当天晚上，他一个人守着帐篷，没有睡着。这一夜想过什么怕过什么，他都已不记得。他只记得，第二天早上三一志愿者来看他，给他带了一碗泡过水已经胀开的方便面。王林是家中独子，家也在灾区。当他说要出来当志愿者时，妈妈哭了，爸爸和他吵了一下午，拗不过他，泡了一瓶盐水，带上牙刷，把儿子送到车站。“奇怪的是，我在救灾时，一点也没想家。”
王林被分派到了一条最艰苦的路上，那是二炮部队承担打通任务的“天字第一号任务”，是通向一个军事单位的道路。任务之险，从地名可见一斑——老虎嘴。好几次，王林都觉得自己要死在那里。有一次，车子不断往悬崖下滑，王林吓得闭上眼睛，只抓住手柄。滑了三四米，车身履带都探到悬崖外面了，但车子居然奇迹般地停住了！他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凭着技术一点点把车挪回路上。
还有一次，余震引发山体塌方。正在操作挖掘机的王林，根本没感觉到余震，也没听到附近老乡的大声示警。一个老乡冒着危险跑到车前拽下王林，撤离不到5秒，就有石头砸到挖掘机上。
部队排除堰塞湖险情时，王林和战士们一起，背着30斤重的炸药，爬上百米高、坡度接近70度的堤坝。手上、肩上都是伤口。很多战士事后都说，那是整个抗震救灾中最苦最累的一段，而王林就在他们中间。
5月28日，地方志愿者根据统一安排撤离。可回去没两天，王林又约上余钱，偷偷返回了三一志愿者的队伍。6月5日是王林生日，6月7日是余钱生日。两个小伙子用两瓶八宝粥、两碗方便面给自己庆祝生日。直到抗震救灾结束，三一要安排这两位志愿者到长沙参加活动，订机票的时候才发现，王林只有17岁。
眼下，王林和余钱被安置到三一的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优先安排到三一工作。他们也获得了“三一集团抗震救灾一等功”荣誉称号，各获奖励人民币31800元。在学校给同学们做抗震救灾报告时，有同学问王林“要是你死了怎么办？”王林一下子落泪了，他觉得“同学的问题一下子捅在我心口上”。
私下里，王林会说，如果不是抗震救灾，如果不是恰好遇到三一，他很可能就在社会上瞎混，将来会走什么路，都不好说。但现在，他显然走上了一条正路。
1981年出生的夏文博，在三一是后勤服务部门的。在组建志愿者队伍时，他作为后勤保障人员被选派进来。他没有想到，自己在灾区竟然也会遇到生命危险。5月18日，夏文博在响岩乡指挥清理一处滑坡时，感受到地面有点抖动。最初以为是机械震动，但很快就看到滑坡面上方出现浓烟，有较大块的就滚石落下来。现场有两台挖掘机司机注意到了险情，撤退到安全地带。处在最前方的一台挖掘机，因为视觉死角的缘故，仍未发现险情。夏文博大声呼喊，司机仍未听见。
“这是我带来的人，一定不能出事。”在那一刻，夏文博忘记自身的安全，一边用眼角余光注意滚石方位，一边跑到司机视线范围内，挥手示警——事后他回忆，当时又是指天又是摇手，完全没有章法——司机还是看明白了示警，把车往后倒了一段。
夏文博和司机眼见无处可躲，就猫进了挖掘机的翻斗下面。还没完全藏好，一块大石头砸中翻斗，凹进去脸盆大的一块。夏文博吓得腿发抖。事后才知道，当时的余震足有6级。
最漫长和最煎熬的考验，要数北川撤离前两天。
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程度越来越高，整个北川弥漫着死亡和悲伤的味道。加之上游堰塞湖水位越来越高，有关瘟疫传播、北川封城、堰塞湖要决堤的言论越来越甚。是继续坚守北川，还是安全后撤，成为牵动前线和后方的最重要问题。
5月16日夜里，夏文博、朱丹、李标志在前方临时指挥部——一座大桥底下临时搭建的住处——开会讨论。会议持续到凌晨三点，每个人心理压力都很大，明天还去北川吗？不去士气低落，去的话，如果感染了瘟疫怎么办？
朱丹忽然想起了自己今年的销售指标，还有很多没完成。“如果北川封城，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今年的销售任务怎么办？”
开会过程中，志愿者欧阳华好几次出去呕吐。他当天回来后，把自己的鞋子扔了，洗了很多次手，还破天荒喝了很多酒。他一言不发。很多天后，大家才知道，他那天帮着清理遗体。在抬起一具遗体时，遗体的腿忽然掉了下来……
凌晨两点多，李标志打通了后方总指挥梁冶中的电话。梁冶中也在焦急地等待前线消息，他说：一定要保证志愿者的安全，但只要条件允许，能够多救一些人，多做一些工作，就要尽全力去抢救。
朱丹再一次感到有生命危险，是从北川撤离当日。当时朱丹带着一批志愿者在北川县城化工厂附近抢救。他听到消防队员对讲机传来“有余震，要溃堤，快撤”的声音，很快，有记者传来消息：堰塞湖可能要垮。
部队很快集中上车往外撤。三一志愿者余天羽扛着相机，和朱丹一起往外跑。在路上看到一辆部队的车，后排坐了5个人，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已经坐了3个人。朱丹好不容易上了车，回手再拉余天羽，却怎么也挤不进人了。余天羽跟朱丹挥手告别。那一瞬间，朱丹觉得脑子里像是电影中生死离别的画面闪过。
车子开了不到200米就走不动了。一辆车坏在路上，堵住了并不宽的道路，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大家步行排队撤离。起重机操作手罗小军发现一个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另外一只手还牵着一个小男孩，裹夹在恐慌的人群里，步行艰难。罗小军冲上去，从老太太手里接过两个孩子，一只手上抱一个，一只手里拖一个。余天羽在匆忙撤离中，抢按快门拍了一张。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南方周末》，成为三一抗震救灾中的一个经典画面。
在救灾同时，三一总部在董事长梁稳根的主持下，已经开始在三一最擅长的机械制造环节展开攻坚，要开发一批适合灾区使用的大型机械。
这些机械很快被研制出来，包括混凝土搅拌运输车、S阀电动机混凝土输送泵、车载式混凝土输送泵、混凝土泵车、大功率挖掘机等。其中X支腿泵车在前支腿展开过程中，相比于传统的后摆型支腿，可以极大地降低对场地空间的要求，在灾后复杂的施工场地条件下具有更广泛的场地适应性。三一新款C8系列挖掘机采用世界先进的正流量液压系统，油耗低，效率高，挖掘力大，可以减少灾后重建的成本，加快重建的速度，缩短建设时间。大功率挖掘机曾经在打通平武县九环线、安县晓茶路等灾区路段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一切和2008年年初抗冰救灾的行动非常相似，三一在参与那次救灾之后，也开发了相应的机械设备。
在救灾中，田裕宝对周围路况的熟悉，引起大家好奇。详问之下才知道，田裕宝的家就在重灾区绵阳江油。这个纯朴的青年隐瞒了家里受灾的情况，在家人生死未卜之际，选择了先救助别人。后来，三一集团派人去田裕宝家慰问。周围的邻居家都是砖房，只有田家是古老的木头房，大家被田家墙上众多的奖状震撼了。这个贫困家庭把两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田裕宝的父亲一直说，教育儿子要诚实，要心存感恩、回报社会。
心存感激，这四个大字，一直以来就被镌刻在三一集团位于长沙星沙开发区总部的门口。
“这四个字，就是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最基本驱动力。”三一集团副总裁何真临说。
正因为“心存感激”，三一集团领导在得知地震消息的第一时间，组建以公司团委为骨干力量的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并派遣志愿者携带起重机等灾区急需的设备，赶赴灾区，成为到达灾区的第一支机械化队伍。
正因为“心存感激”，三一集团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紧急联系四川、重庆周边的所有客户，取得客户谅解，将客户已付订金购买的价值1500万元的设备腾出来，直接开赴灾区，帮助打通了安县、平武和北川三条生命线。
六月里，三一集团抗震救灾总指挥梁冶中带队重访灾区。在都江堰聚源中学废墟旁，梁冶中掏出手机，拍下敬献在废墟上的花圈。在指挥抗震救灾的日夜里，他把自己的员工、大学同学甚至朋友都派到了灾区，这些“80后”在救灾中表现出的勇气、责任和能力，让梁冶中感到很自豪。他一个劲地说，我只是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过来。而在三一普通员工眼中，这位年轻的团委书记在救灾指挥中表现出的效率、果断和智慧，让大家对三一的未来更有信心。
随着最后一批三一救援队员撤离灾区，三一救援设备已经全部移交当地。第二轮捐助，三一集团在湖南对口支援县——四川理县建??要求，结构为框架减力墙，抗震烈度可达到9级。
在四川彭州市，三一集团捐建了一套混凝土搅拌站，并于2008年10月31日之前正常投产运行。
地震过后，三一从灾区选拔了一批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应届毕业生，把他们接到在长沙的三一大学学习，全部学习、生活费用都由三一支付，直至毕业。这其中就包括参与了三一救灾工作的王林、余钱。等到他们毕业后，可以进入三一工作，这就为灾区的孩子一次性解决了读书和就业的双重难题。王林受邀给新同学们讲抗震救灾经历，他说：“我能遇到三一，真是太幸运了。这会改变我的一生。”
梁冶中回忆，当抗震救灾结束后，他负责起草奖励方案，当时设计的奖励金额并没有这么高。他很清楚地记得，去日本考察时在新干线火车上向父亲汇报工作，梁稳根拿起笔，在报告上写下重奖10万。这个数字当时也让梁冶中吃了一惊，但立刻就欣然执行了。
在何真临看来，三一集团对抗震救灾员工的重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在向员工和社会表明企业和企业家的一种价值取向——国家有难之际，不但企业有责，老板有责，员工也有责。当然同时也告诉大家，三一不但看重那些为企业创造效益的人，更珍视那些舍生忘死为企业赢得尊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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