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亟需夯实的情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应在巩固现有复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提振实体经济，切实检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偏离，并在经济基本面稳固之后适时微调财货政策。
在美欧和日本为摆脱经济负增长而殚精竭虑之时，中国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宏观经济在“热启动”的基础上迈上了复苏通道。上半年7.1％的GDP增速足以傲视主要经济大国。当然，主流经济学家们尽管可以嘲笑中国天量投资的边际利润率实在不高。但在危机深重的非常时期，广大市场主体最为关注的还是眼下不可替代的GDP增长。没有增长，何来经济信心？因此，在充分肯定既有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即期效应之时，我们完全应该对决策层的宏观调控水准投下信任一票。中国决策者在面临重大经济危机时所展现的娴熟掌控技巧一点也不输给国际同行。
复苏基础亟需夯实
我们在乐见经济迈向复苏通道之时，绝不应回避依然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依靠投资单引擎强拉经济回暖是冒着经济失衡加剧以及资产价格泡沫滋生危险的。中国经济早已内外失衡，各级各地政府长期以来对投资和出口的偏好事实上牺牲了10年左右的经济转型时机。而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愈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世界中一直作为一个例外继续免受外来的冲击，没有一个大国能在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如果说，证券市场上半年超过60％以上的反弹是建立在去年超过70％的深幅下挫背景之下，且有货币政策的推动、经济复苏的强烈预期以及监管改进等客观因素；那么房地产行业急速形成的泡沫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破裂的危险却是危害经济复苏的不定时炸弹。对此，决策层不可不防。
另一方面，经济复苏的质量和基础都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诚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该也可以担当经济复苏重任，但占GDP总量60％以上并创造8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能否走出目前困境进而迈向全面复苏，才是衡量经济复苏基础是否稳固的重要指标。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尽管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大部分信贷投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其产生的投资效率依然很低。例如，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7％，将一季度的5.1％拉升至二季度的9.1％。但是以经济类型来划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增长了1.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幅为1.2％，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分别增长了5.9％和9.4％，这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来源不是前两类企业，而是贷款备受歧视的内资非国有企业。因此，政府的关注焦点应适时转移到广大民营企业身上。不错，中国经济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当然需要大手笔投资与“国家队”进场，但也不能离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草根性责任担当。为此，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集各方之力共度时艰。
至于政府和市场热望的消费增长，上半年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已经不错了。经济决策最忌讳的是忽视内生性因素而仅凭现象来作出副作用可能很明显的决策。近日，有财经官员指出，中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消费。但他可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社保体系不健全，城乡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一味强调扩大内需甚至“引诱”百姓超前消费，对经济复苏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类似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这种低水准的消费刺激措施还是能收回就收回。广大消费群体需要的是如何解除他们大胆消费的后顾之忧，而非小修小补的转移支付。
政策执行力需检讨
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由此作出的决策也是很有前瞻性的，只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结果背离初衷的扭曲。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初衷，是在保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战略转型。也就是说，保增长只是工具价值，调结构以实现经济转型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根本。遗憾的是，有关部委以及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保增长之重要性。其结果，信贷投放一发不可收，基础设施建设更是铺天盖地，大有将全国都变成工地之势。这也难怪，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不变的情势下，指望各级各地政府在保增长的同时，将经济转型这个系统而又复杂的命题作为政策优先项，实在有点不现实。因此，需要反思的是既有政策的执行力，更需要改变的束缚地方官员手脚的政绩考核体系。
从各国经济调控与经济发展史来看，财政与货币政策是最难把握的。政策的出发点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保持结构均衡，尤其是民生最为关注的就业与通胀问题，是财经官员颇费思量的。而从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来看，需要改变的不是政策方针，而是投放的结构以及调控艺术。笔者认为，应该在夯实中国经济复苏基础的情势下，着力提振实体经济，切实检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偏离，并在经济基本面稳固之后适时微调财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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