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工程机械之都美称的湖南，工业发展一路坎坷，但也造就了非凡的成绩，成为全国工业化进程的生力军。回首湖南工业60年，在沉默斑驳然而孔武有力的工业变迁中，湖南工业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肇始于1865年，湖南人曾国藩与他的学生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也成为后来持续三十年、旨在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发端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虽然中国近代工业由湘人首创，但是湖南近代工业真正起步却是甲午战后，这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已经相隔三十年。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5年)，巡抚陈宝箴主湘，积极从事维新事业，成立矿务总局，试办水口山、锡矿山、平江金矿局。湖南的近代工业由此起步，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湖南一度成为甲午战后“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洋务企业”当中“最为典型”的省份。
在至今依然时时刺痛国人神经的“百年耻辱”中，工业化是每一位渴望富国强兵者信仰的圣经，工业革命机器轰鸣的号角成为国人耳中最美丽动人的声音。据现在的研究资料显示，自甲午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湖南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几次起落，但无论兴衰，都与战争息息相关。
时间来到了1949年。此时全省工业总产值仅3.18亿元，工业企业只有水口山、锡矿山、杨梅山、湘永、裕湘和华中等24个不像样的矿山、机械、纱厂以及卷烟、陶瓷企业。其余都是个体手工业，残存着农耕文明的印迹。新的执政者决心改变这一切，和整个国家大政方针一样，“打扫屋子再请客”，一场新的工业运动在包括湖南在内的广袤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一政策的深远影响，贯穿了共和国一甲子的光辉岁月。
苏联遗产和东南暖流
在共和国确立内政外交的大政方略之后，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让它不仅在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成为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至高无上的明灯。苏式工业化体系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共和国努力的方向。在此期间，建国之后的中苏蜜月让苏联为中国工业化建设中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56个援建项目成为那个时代工业化的标志，这些始于“一五”期间的功业结晶，迄今为止仍有相当部分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这156个项目中，湖南共获得6个援建项目，分别是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原331厂)、株洲电厂、株洲硬质合金厂(原中南硬质合金厂)、株洲洗煤厂、岳阳造纸厂和酃县电站。这其中，株洲占有4席。这使得这个原本距离长沙市区50公里的湘江小镇一跃成为湖南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
可以说，在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前，“一五”时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最令人神往的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并不完全排斥市场规律的特征和勤俭建国的作风，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中苏交恶后，苏联撤侨11万，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设计图纸和资料。但是苏式风格却根深蒂固地存留下来，它与以156个重点项目为代表的工业体系一道，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留给中国的主要遗产。
出于对工业化梦想的追逐，在“激情燃烧”的五六十年代，中国人试图挣脱经济法则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实现一种神奇的增长率，人们坚信只要再加一把力，一种“历史终结”式的祥和景象就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呈现。在大跃进期间，邵阳的地方政府与民众豪情万丈——“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这种工业狂热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道，成为那个时代热血沸腾的表征。
1978年成为共和国几乎所有领域的分水岭。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打破了持续20年的沉闷局面。与100年前的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湖南在感受这股东南季风暖流的嗅觉上并不比东部沿海迟钝。
1984年，中国全面启动国企改革，民间资本日趋活跃。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便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这个冬天，柳传志在北京的一间小平房里开始了联想的创业。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后来这家企业名叫海尔。
同样在1984年，年轻的师范美术教师张跃辞去教职，与弟弟一道下海经商，4年后，他们创立了远大空调；而刚刚毕业一年、在兵器工业部工作的梁稳根，与他日后的伙伴——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等人开始谋划自己的事业，这一年，他们成立羊贩子小组去贩羊，最终失败了，但不久后，三一成立。
苏联遗产和东南暖流，是描摹共和国工业梦想的两支画笔，他们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却又朝着同样的目标。只是如果单从湖南一省而言，苏式工业化建设并未给湖南工业发展带来任何显著的推动作用。湖南省社科院原企业与产业研究所所长史永铭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湖南大型工业项目建设，是全国工业一盘棋最好的注解，实则并未让湖南产生配套体系，符合湖南省情的工业企业得到真正发展，还是东南暖流。
工程机械之都与汽车梦
2006年，因声讨凯雷收购徐工一案，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凭借一系列“博客檄文”成功地将三一推向了公众的视野。此时，人们才蓦然发觉，在全国范围来说经济建设并不突出的湖南长沙，竟然同时拥有着几大工程机械巨头。
2007年底，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三家工程机械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超过国内其他工程类上市公司市值总和。其中，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双双进入世界工程机械50强。
“长沙经开区、高开区是工程机械企业集中地区，要鼓励核心骨干企业采取外包的方式延伸产业链，力争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把长沙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工程机械之都。”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于今年8月指示。在千亿产值的背景支撑下，湖南省官方终于响应民间及基层口号，首次作此表态。
探寻“工程机械之都”崛起的原因，离不开对上述三家企业发迹的爬梳——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感觉偶然的事情，毕竟，1994年进入长沙经开区之前的梁稳根还在思考特种焊接的问题，何清华在中南工大教书，而詹纯新，还没脱离研发的习惯，更没体会并购的快感。这不得不让人为长沙经开区的过去捏一把汗——如果他们三人选择另外的行业或方式，历史的细微岔路往往会使得未来面目全非。
但是史永铭如此分析道，湖南工程机械产业能够崛起，除了上述三人及其团队的天赋和努力之外，其根本还在于湖南拥有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有着比较扎实的基础，这得益于株洲南车、湖南机床等老牌国企的多年经营。此外，原中南工大和长沙建筑设计院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研人才。
与对待工程机械一样，或者说更为热切，湖南人跟所有怀抱经典工业革命梦想的人们一道，渴望建立起享誉时代和历史的汽车工业。在错过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布局的机会之后，经过改革开放初期暂时的彷徨，湖南重拾汽车之梦。其中绕不开的长丰在1995年引进三菱技术，随即改制。此后10余年长丰猎豹畅销全国，长丰集团亦在2005年到达顶峰，销量突破200亿元，跨入当年度中国汽车10强行列。
虽然湖南汽车产业存在厂点多、布局散、规模小，缺乏龙头企业等问题，且在全国汽车总产量中，湖南所占份额几乎可忽略不计，但汽车是“轮子革命”的核心所在，也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只要还有工业追求，就没有人会相信自己天生不会造汽车。因此，尽管在今年长丰猎豹易主广汽，但湖南汽车产业依然利好不断，菲亚特、吉利、北汽福田、众泰等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都一一出现在湖南版图上，湘潭九华工业园与长沙县经开区，做着同样的“底特律”梦想。
矿山的天空
在湖南近代工业中，创办最有成效的当属矿业。这与湖南矿藏量丰富有密切关系。在湖南诸矿藏中，除煤、铁外，尤以铅锌矿、锑矿藏量为最。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他上任后，在工业发展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请开设官矿领导机构——湖南矿务总局。据陈宝箴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重叠奥衍，多砂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惟五金之矿，多出其中。”故请“选择铜、煤、铅、磺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
湖南的矿藏虽极丰富，但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因执政者时加封禁，加之技术落后等原因，一直未能很好地加以开采和利用。共和国成立后，矿业得到迅速发展。这其中尤以有色金属为甚。在目前湖南4个超过千亿的产业中，有色金属名列其中。
“五金之矿”是上天慷慨厚赐湖南的大手笔，除去鱼米之乡的地理气候，这也几乎是湖南难得冠盖全国的自然资源。2004年，为整合湖南有色金属产业，在有关部委的牵头下，湖南有色集团宣告成立。这家在省内业务涵盖范围可比满清时湖南矿务总局的公司，拥有湖南企业为数不多的海外并购能力，这些海外项目包括澳洲堪帕斯、皇岛白钨资源、爱博矿业和于近期收购的加拿大水獭溪锡矿公司(简称BBAM)。
然而，与有色金属带给湖南荣光相对应的是，在2009年年初由国务院确定的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城市中，湖南占有3席，分别是冷水江、衡阳耒阳和郴州资兴。这几座城市，均与有色金属相关。
这些工业城市还未来得及偿还因过度开采所欠下的历史巨债，却不得不在阵痛中实施经济转型。以享有“世界锑都”盛誉的冷水江为例，锡矿山锑矿总体开采年限已超过110年，累计探明储量108.84万吨，保有储量只有18.49万吨了，而按着目前年生产能力4万吨计算，世界锑都的开采年限为4.6年。如此精确的数据，让30万因矿而生的冷水江市民感受到冰冷的寒意。
就在工人们日夜不断在地底挖掘资源的同时，各类企业轰隆着向大自然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锡矿山地区涉锑企业共产生二氧化硫100余万吨、砷碱渣100余万吨，冶炼炉渣及采矿废石等数千万吨。同时，由于长期开采，该地区形成了大面积采矿沉陷区，采空区并没有回填。而就在冷水江的天空第一次有了变蓝的迹象的时候，大多数市民心中却是一片愁云。望着那些寂寥的烟囱，市民们从未如此感情复杂：它冒烟的时候，人们指望它赶快停掉，而现在，每个人都在眼巴巴地希望烟囱重新冒烟。
资源重化工产业是支撑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的基础，湖南尤其为甚，在总共四大超过千亿的产业中，除食品工业之外，其余三项——机械工程、石化与有色金属，都在此之列。如何在资源与环境、产值与效益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成为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难题。
新型工业化之路
没有人怀疑工业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很少有省份会像湖南一样，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受到如此基本问题的困扰。湖南的粮食产量长期以来占全国总产量的6%以上，这是以占全国3.02%的耕地面积取得的骄人成绩。然而，这一成绩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央和多届湖南省政府对湖南自身经济发展的定位。
“农业大省”是人们对湖南经济的第一认识，这里面甚至包括湖南人自己。更让人扼腕的是，尽管湖南是农业大省，但是食品工业同样是大而不强，虽然总产值过千亿，却因缺少规模品牌企业，而难为业界熟识。
事实上湖南每届政府都有关于湖南工业发展的若干规划，只是在农业这顶大帽子下，工业化之路始终相对滞后。这一状况持续到上个世纪末期，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提出湖南经济三化建设的思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工业化首次被排在第一位。
在信息普及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本世纪初，工业化建设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针对这一情况，现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要在湖南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这个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概念，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
具体到湖南，新型工业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两型社会”获批推行和高新技术得以发展。尽管曾有不同意见认为，“两型社会”建设在湖南当前急需量变的工业发展阶段并不适宜。史永铭认为，从长远来看，虽然在两型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造成门槛设置过高导致部分投资减少的情况，但在工业发展更新换代加速提升的新时期，低能耗、环保的高新技术行业才是工业可持续的发展趋势。
面对由政府主导的这场工业浪潮，合格者入围，不合者出局，这是湖南工业百年史上一场痛苦然而信念坚定的涅槃。
然而，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样的氛围中，更加显得游刃有余。比如远大，这家由张氏兄弟创办的企业如今为张跃独有，多年来极力推行环保低能耗，几使“远大”与“环保”在某种程度上能画上等号。这位被外界认为有“道德洁癖”的直燃空调制造者，近来又把目光转向空气净化机和建筑节能。张跃也因此雄心勃勃，12年前，他成为中国私人飞机第一位购买者，如今，他又希冀自己能成为世界环保标准制定者。
史永铭认为，与相邻的省份尤其是湖北和广东相比，湖南工业发展的状态犹如两者之间的一个洼地，依照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湖南工业赶超近邻几无可能。而遵循湖南省情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则给湖南工业发展拉起另外一张大幕，幕里的世界，是另外一场百年甲子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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