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干扰了早已展开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这主要体现在：应对危机的一些政策措施、世界经济衰退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将不利于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中国。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进程实际上早已展开。但是，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的艰难性，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干扰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这一进程。
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要转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因为，支撑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之一是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但随着经济起飞，就业岗位增长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变得稀缺，从而推动工资上涨。当劳动力变得不再廉价时，这条道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其实，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东部地区一些制造业城市曾持续、广泛地出现过“民工荒”现象就是一个显著标志，这折射出我国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增长之路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并预示了该地区工资水平即将上升、国内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随之降低等市场信号。
另外，支撑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之一是廉价的土地资源。但是，目前东部地区的土地价格水涨船高，推动了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一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利润被压缩得所剩无几，被迫转移到土地价格较低的地区。
因此，受劳动力及土地资源稀缺等因素的“倒逼”影响，市场力量已经开始且将继续推动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实现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早已展开。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干扰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这一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不利于已经展开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这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部地区企业按照“东部不发达地区—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境外”的路径进行产业转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中部省份和个别东部省份（如江苏省和天津市）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要高于其他省份，显示出目前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
与此同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一些政府实施了“腾笼换鸟”的经济政策，来避免东部地区所面临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和实现产业升级。仅就政策目标而言，这一政策顺应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发展大趋势，也是有助于提高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应对危机的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有些背离。以提高出口退税保护低附加值出口企业的产业政策为例，这些低附加值出口企业所处行业是充分竞争的，尽管受出口退税政策保护而暂时得到了喘息机会或维持了就业岗位，但出口退税政策的好处却几乎通过出口产品的降价而全部转移给了海外买家。
更重要的是，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而言，这些企业本该被转移甚至被关闭掉，保护这些企业不仅要耗费了宝贵的财政资源，而且还会推迟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这是很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
二是世界经济衰退将打击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国家。
因为，受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部门萎缩影响，造成了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提高和工资增长率降低，暂时性地削弱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力量。对我们来讲，比较理想的未来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方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和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然而，这样的转型过程不仅受到了复苏速度的约束，而且还受到了来自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为了尽快实现本国的经济复苏，欧美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以减少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从本国经济复苏中可能分享的好处。
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只能是“双输”。 因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将推迟甚至阻止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某些出口部门的复苏，通过减少就业岗位让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享受更长时间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这样，在欧美经济体内部，没有得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产业将面临来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更加激烈的竞争，并有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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