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矿难104人遇难调查事故背后隐忧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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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遇难人数升至87人，另外还有21人被困在井下，死难令人痛心，现在唯一期待的就是相关部门能够不惜一切代价，拯救那被困在黑暗、寒冷中的同胞。
此事发生在山西煤矿大规模国有化之际，具有特别的警醒意味。山西省当局公开谈论的煤炭行业再国有化的直接原因似乎有二：一是小煤矿的私采乱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二是层出不穷的矿难。部分民众支持山西对煤矿进行国有化的理由更是主要集中于矿难。人们相信，随着煤矿规模提高，尤其是由国有企业开采，矿难就可以减少。
鹤岗新兴煤矿特大矿难提醒人们，这种想法不能成立。龙煤集团是520家国有重点企业之一，现有职工88320人、技术人员1390人。而且，大型现代化企业发生煤矿矿难，并非仅此一例。今年2月22日，山西省焦煤集团一家煤矿发生爆炸事故，致74人死亡。2002年4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通报了7起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其中有4起发生在老牌现代化国有企业。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对2006年1-8月全国21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的统计数据中，国有煤矿占到了43%。
证据已经足够多了：矿难并不青睐私有，死神也不畏惧国有。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矿难与煤矿企业的规模及所有制形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国有化并不必然能减少煤矿生产事故发生。
这样的结论并不让人意外。矿难发生之直接原因，第一是意外，第二是煤矿安全保障安全措施不足。对于意外，人们无能为力：人总会犯错误。因而，只能通过保险等方式弥补这类意外的损失。
煤矿安全保障安全措施不足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制度设计的宗旨是强化外部监管。可以从劳工角度入手，让劳工有能力约束企业。劳工乃是矿难的直接受害者，赋予其充分权利，乃是监督企业的最有效办法。哪怕仅仅为了改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也应当容许工人组织起来与企业进行谈判，维护自身权利。也可以在行政与司法救济程序中，提高企业为矿难需要付出的成本，以此倒逼企业增加安全投资。
当然，独立而有效的外部行业监管也十分重要。独立的意思是，监管机构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的牵扯，包括政府。让它就监管效果对公众、对人大承担全部责任。唯有如此，监管机构才有足够激励对煤矿进行认真监管。独立的监管才可能是有效的监管。
过去若干年来，中国煤矿事故频发的根源就在于监管失灵。失灵的关键又在于监管不独立。监管机构属于政府内设机构，难免受到各级政府控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普遍以追求GDP高增长为己任，在产煤地区，GDP往往取决于煤炭产量。监管机构必然被政府捆住手脚。同时，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密切关系，同样受制于政府的监管机构很难对其认真监管。私人煤矿同样与基层政府各个部门官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监管机构官员将会不进行监管，其他部门官员将会滥用权力阻止监管。
煤矿国有化与监管改制根本不相干，所以，无助于解决监管失灵问题，也无助于现有的监管权力之行使。
山西临汾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是，对私人小煤矿实行收购、控股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或其成立的新控股公司，将成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承担安全生产全部责任，地方政府部门不再实行安全监管。这条规定的含义如果真是把监管权移交给企业，那就根本取消了外部的监管。现在的监管还是外部的，尽管失灵，总还一点效果。若无外部监管，后果恐将十分严重。
换一个角度看，同样让人担心。不妨看一个故事：10月中旬，新华社主办的一家报纸对位于河北武安市、隶属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的两座铁矿的尾矿排放进行了调查报道。报道刊登后，五矿集团对外宣称报道严重失实，其办公室主任更是痛斥那家报纸：“这是新华社的报纸，他们怎么能这么做？我们是国有企业！”似乎新华社的报纸无权批评国有企业。
现实中也可能确实存在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现象。小煤矿容易出矿难的印象，似与媒体可以相对自由地报道小煤矿的矿难有一定关系。煤矿在国有化之后，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可以利用其影响力禁止媒体报道，尤其是在发生小型事故时。也即，煤矿国有化可能影响媒体监督———这是另外一种外部监管。
总之，从煤矿安全生产角度不能论证煤矿国有化的正当性。主持山西煤矿再国有化运动的部门，恐怕得反思一下。(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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