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全球经济演绎了由低谷上行的走势。2010年，加息及“退出”政策渐行渐进，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又将走出何种轨迹？会全面复苏还是会再次触底？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在2010年岁初又该做哪些准备？
2010年五大经济难点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全球的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尚不明朗。根据相关机构的分析，不排除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继10月23日一天倒闭7家小银行后，10月30日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再次宣布关闭加州国民银行等9家银行；同时奥巴马政府接连出台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政策；另外，10%以上的失业率也使美国这一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风向标显示出不乐观的前景。欧洲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
中国经济，也将面临5大经济难点。
一、国进民退
国企来势汹汹，国企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行业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加强。目前国内民营航空公司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所有12家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5年前，国内钢铁的增量有2/3来源于民营钢企，而如今许多民营钢企却成为国企的“盘中餐”；山东日照钢铁公司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9月6日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重组。
而在原本民营资本较为活跃的食品、轻纺、房地产等行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进民退”现象。2009年7月6日，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厚朴投资管理公司花费61亿港元，将持有蒙牛乳业20.03%的股份，成为蒙牛乳业第一大股东，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食品行业中最大的一宗股权交易。房地产方面，今年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该公司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另据不完全统计，进入下半年以来，国企房地产公司所涉土地款合计已超过265亿元。
除去部分民企在经营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国进民退”更多的是由于国企与民营企业处于不同的起跑线。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直接给予国企优惠，像日照钢铁为了实现政府在未来5年内，通过兼并重组，把该省70%的钢铁产能全部集中到山东钢铁集团的目标，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签署了重组协议。公路建筑行业，2009年以来，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域都相继宣布，高速公路建设放弃之前“经营性公路”的投融资模式，转而全部改为政府“收费还贷型”公路，这意味着民营资本将全部被排斥出局。
一些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和其实际操作往往不一致，有时会在实际操作中对民营企业设置障碍，例如，民营航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低价营销，政府部门就会严厉制止，称其违反了价格法，但对国有企业价格竞争的处罚并没有那么严厉。
金融危机下企业普遍缺乏资金，民企在资金贷款上得不到保障，而上半年7.37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让国字号企业“手握重金”：就在东星因亏损5亿破产期间，依靠今年国资委注资70亿元以及银行巨额贷款的东航，虽然亏损达139亿元却依然能收购上航。房地产成为凭借2009年上半年7.37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国企的新战场，上半年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领域的信贷资金超过8000亿元。
长期看，“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国进民退”不利于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都流向国有企业，在短期内有助于提振经济和确保就业，但长期来看效果就不是很好，因为中小企业和民营公司才是革新和增长的推动力。相对于国有大企业，私营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在同等量的资本运营条件下能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
垄断还直接伤害了消费者利益。4月20日，国航、南航、东航、海航、深航五大航空公司联合将机票上调10%，这也预示了钢铁、汽车等其他经济领域被大量国有化可能的后果之一。由于国企的介入，天价地王的现象频频出现，这无疑进一步推高了已然不合理的房价，私营企业的大量退出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私营企业的发展可以为与之相关的居民带来资产上的收入，从而带来新的内需增长；而与之相对的是国有资产的增值只能带来极其有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长。政府主导的经济往往向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项目倾斜，造成国有企业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高需求，而对民生服务和消费品的需求则较低；与国有企业能凭借其在资本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科技技术和生产经营上的创新和发明是私营企业的生存之本，国进民退会催生更多利益集团，会妨碍法治发展，容易滋生腐败。
二、房地产泡沫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中国房价出现下跌。市场普遍预期2009年房价将进一步下跌，乐观的分析也预期房地产市场要到2010年才可能复苏。而2009年二季度以后，房地产业出人意料的全面复苏。2009年3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出现年内首次环比上涨，6月出现同比增长，北京等地部分楼盘已经反弹30%以上，甚至已创下房价新高，房地产业泡沫加重。中国中心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平均高达23：1，远远超过7：1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房屋租售比也远高于国际警戒线。自用性购房比例下降，投资性购房比例上升，住房空置率呈上升趋势。
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此轮房地产复苏的原因，为了保增长政府大力扶植房地产。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为购房者解决当地户口、提供购房补贴、以及允许开发商缓交土地出让金等政策直接刺激房市；中央政府放松对投资性购房的监管，直接导致降低购房首付，商业贷款利率折扣等优惠条件的出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也起到间接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仅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就高达7.4万亿，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固有的问题，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大都流向国有及大中型企业，面对制造业仍处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投资机会有限的局面，手握重金的企业转向股市、楼市，从而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天量信贷的出现也带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进一步推动了房价上扬。
房地产泡沫的加剧会带来各种经济及社会问题，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进一步分流信贷，延长实体经济复苏的时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持续积累加剧了金融风险，泡沫破灭将影响到金融系统，甚至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进一步拉大了本已处于高位的贫富差距，而普通居民由于购房压力上涨，以及部分出现的土地交易中涉及的腐败问题，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三、出口低迷
2009年外贸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急跌，从2008年底截止到2009年7月份，中国出口持续大幅下降。7月份中国出口总额1054.2亿美元，1至7月累计出口627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23%和22%，出口下跌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依赖程度高的欧、美、以及日本市场经济严重下滑。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经济严重下滑，对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近1/2，内地出口香港的不少商品也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出口低迷不利于保经济增长、调经济结构。
出口的低迷也影响到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增长。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货币增发拉动出口投资实观的，这就使得已经严重依赖投资的中国经济结构更为扭曲，而持续不振则使得中国积极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很难获得退出的空间。
针对出口不振，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支持外贸出口，从2008年8月起，中国连续7次大规模上调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从2008年12月底，中国与包括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价值达65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于2009年4月在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设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7月6日第一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上海启动。
政府希望通过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缓解双边交往中结算手段的不足以及规避交易中的汇率风险，扩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加快与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截止到目前，已经签订了8个自由贸易协定，即中国内陆-香港、中国内地-澳门，中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秘鲁。目前中国正在与澳大利亚、冰岛、挪威、哥斯达黎加、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国家与地区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同时正在积极进行建立与韩国和印度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2010年世界实体经济恶化势头得到遏制，中国年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
美国经济将于今年第三、四季度实现反弹，目前美国住房市场有关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先行经济指数、个人消费等经济数据都呈现积极信号；复苏较慢的欧洲也有望在2010年实现小幅增长。由于2009年出口的低基数效应，2010年出口将出现显著反弹。
四、通胀卷土重来
包括食品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引起通胀忧虑，近期食品价格上涨明显。从6月中旬开始，截至8月30日猪肉价格已连续上涨了80天，农业部价格定点监测显示，截至8月12日，猪肉价格累计涨幅为15.8%，接下来的几个月猪肉价格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从米、面、粗粮等口粮，到肉、蛋、奶、油、糖等农副产品，中国的食品行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涨价进程，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和汇率变动也增加了输入型通胀的隐患。
近期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扬。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而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的高度关联，人民币贬值也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在国内市场上逐渐显示出来。2009年的天量信贷也导致流动性大幅上升，并推高了资产价格。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数据合计约7.37万亿元，同比增长4.92万亿，远远超出年初设定的“全年5万亿元”的目标。由于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部分企业转向股市和楼市，导致今年上半年7.4万亿元人民币信贷中有相当一部分规模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引发了对通货膨胀的强烈担忧。
尽管官方仍强调继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在回收流动性。7月17日银监会要求各银行年底前须将坏账拨备覆盖率(银行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应收款项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占预期坏账额的比率)从6月底的134.8%提高到150%以上；7月27日，银监会发布《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进一步要求银行注意项目融资风险，严格审核固定资产贷款。银监会近日指示主要商业银行，到年末将自有资本充足率从10%增至12%，并要求银行在计算资本金时扣除由其他银行发行的次级和混合型债券。7月9日，央行重启1年期央票，防止货币信贷由救急式经济刺激转变为过度泛滥，贷款增速大幅下降，7月和8月新增贷款规模都低于4000亿元，较6月的15304亿大幅下降。
五、产能过剩
中国诸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一些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等产能大量过剩。有研究表明，2009年中国钢铁需求为4.7亿吨，而国内的产能约为6.6亿吨，过剩1.9亿吨；即使算上出口需求，也存在着约25%左右的过剩产能；而国内水泥总产能已达17亿吨，存在约3亿吨富余产能。工业和信息化部8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仍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同时有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将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造船工业能力过剩约1600万载重吨，约占总能力的1/4，而前5个月船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55.5%。
近日发改委的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受政策优惠刺激了汽车市场的迅速发展，企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如不出现调整，预计到2010年、2013年汽车行业规划产能将大大高于汽车市场需求，产能利用率可能低于70%，出现产能过剩局面。
新型产业也存在发展过热的现象。风电和光伏电等产业缺乏有序发展，有可能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统计表明，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链中，已投产的有10多家多晶硅企业、60多家硅片企业、60多家电池企业、330多家组件企业，太阳能电池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30%。截至今年上半年，四川、河南、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有近50家公司正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这些产能若全能兑现，超过全球需求量的2倍以上，政策原因导致产能过剩。
为了保增长,地方政府对上大项目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有时甚至会在金融和土地政策上给与相关企业支持，从而造成盲目投资。而一些企业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同时也对当地就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往往在落后产能的淘汰上会因为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而无法得以顺利实现。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持续，“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效用逐渐减弱，2010年中国经济反弹速度可能放缓。
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得初步效果，避免了“大萧条”式衰退的发生。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二季度GDP7.9%的增速已经结束了经济增长连续7个季度的下跌，预计三季度GDP增长将在8.5%以上，第四季度将超过9.5%，预计全年增速将达8.2%。那么2010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情况将如何？
2010年下半年小幅回调，全年GDP9.3%
随着经济企稳复苏和全球经济反弹，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金融危机冲击基本缓和，世界各国经济都开始反弹，宏观环境有所好转。2009年7月，美国失业率15个月以来首次下降；2009年二季度，欧洲经济已基本走出衰退；日本、韩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出现明显的经济反弹。中国政府通过强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2009年二季度经济开始回升，2010年将延续这一趋势。
但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持续，“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效用逐渐减弱，2010年中国经济反弹速度可能放缓。2009年6、7月银行新增贷款速度大幅下降，这显示货币政策正在进行微调，而“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投资项目已基本全部开始，未来新开工项目可能下降。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新的资产泡沫，通胀压力越来越大，这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消费难见起色，仍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虽然200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可观，但居民消费并不乐观。2009年政府强力推动的“家电下乡”、“减汽车购置税”、“以旧换新”等政策有力促进了居民消费，但政策效力逐步递减。2010年政府刺激消费政策效力减弱，居民消费增幅难以提高。预计2010年，消费增幅约为14.3%，拉动GDP增长3.2%。
出口大幅反弹，但贸易顺差增幅有限。随着国际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中国出口将重拾升轨，由于2009年基数较低，2010年增幅将较为可观。但由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中国进口也将大幅增加，贸易顺差增长有限。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大幅上升，贸易顺差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得到改善，中国的贸易盈余很难再像危机前一样快速增长。原油、原材料价格有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这将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2010年预计全年出口增长18%，进口增长19%，顺差增长13.4%，拉动经济增长1.1%。
通胀压力逐步显现，将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大量新增信贷将从金融体系逐步流入实体经济，推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并逐步向终端消费市场传导。目前中国的水、电、能源价格都面临上涨压力，农产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涨价压力最终将向消费品、工资传到。世界各国救市、刺激经济投入的数万亿美元也将从金融部门流向实体经济，形成全球性通胀压力。预计2010年全年CPI增幅可能达到3.2%。
公共投资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可望反弹，投资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四万亿”刺激计划落实，政府主导的公共财政投资增幅放缓。由于房地产投资周期较长，受2009年楼市回暖影响刺激，2010年房地产投资可望大幅增长。房地产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左右，并对钢铁、建材、装修等行业有显著的拉动效应，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有力带动投资增长。预计2010年投资可望增长27.3%，拉动GDP增长5.0%。
2010年中国经济总体上继续攀升，但下半年可能因通胀压力而进行政策调整，经济增幅小幅回调。投资仍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期对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2010年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9.3%左右，其中净出口贡献率将在1.1%左右，投资有望拉动5.0%，消费拉动3.2%左右。
2010年政策调整方向
继2009年上半年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政策调整压力显现。通胀预期：尽管CPI和PPI还维持低位运行，但随着天量贷款的投放，通胀预期压力越来越大；产能过剩：由于本年度增长基本依靠投资拉动，各地在贷款的驱动下投资缺乏整体规划，产能过剩现象已在多个行业显现；资产泡沫：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加上地方政府土地利益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全国范围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呆坏账风险：央企作为信贷的最大载体，加之国企和银行的软约束效应，如果目前M2持续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明后两年国企信贷呆坏账现象将再次出现。
政策面临的四大矛盾
明年的宏观政策调整面临如下矛盾：
第一，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同资产泡沫、通胀预期加剧以及行业产能过剩恶化的矛盾。下实施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只是通过政府投资弥补外需下滑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消费不足的局面。由于消费能力的制约，如果今明两年外部需求未能逐步恢复，大量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流动性过剩造成的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问题将抵消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平衡这一矛盾是下一阶段宏观政策优先考虑的问题。
第二，政府庞大开支的税收支撑和刺激居民消费的矛盾。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非对企业和个人减税的方法，这一点同欧美国家的财政政策区别明显。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据福布斯最新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国总体税负痛苦指数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维持政府庞大开支和对企业居民减税是一对矛盾，也是刺激内需面临的政策难题。
第三，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同民生改善的矛盾。危机发生后中国一个显著特点是房地产行业总体价格的攀升，这一点同西方国家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形成鲜明的对比。高房价事实上目前已骑虎难下：一方面高房价收入比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内需拉动的瓶颈；另一方面，房价如果大幅下跌必然造成大量银行资本的呆坏账，诱发金融风险。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同国企依赖的矛盾。国企以其垄断地位和国家扶持，近年来发展壮大。据中国企业联合会9月5日的最新披露，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利润首度超过美国企业500强，净利润达1706亿美元，与世界500强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国家对国企的全力支持尽管是出于对国家财政收入安全的考虑，却无疑损害了占就业人口7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国企长期存在的管理混乱、产权不明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其对资源的垄断而形成的市场强势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调整方向
针对上述矛盾的发展预期2010年宏观政策的调整方向如下：
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对宽松货币政策适当收紧。调整方向之一是对流入股市和房地产的资金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收缩，防止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导致的金融危机，同时防止资金错配导致的对实体经济中其他行业和国内消费的挤压。调整方向之二是信贷向中小企业进行政策性倾斜，防止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
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将采取有保有压的发展策略。对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如水泥、煤炭、钢铁，以及最近全国上马的新能源行业进行政策指导和信贷控制，防止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国企主导的兼并重组会进一步深入，“国进民退”现象会进一步发展。房地产行业将以维持目前高房价下的稳定为主，政府不会采取强力打压的方式挤出泡沫。
财政税收政策：在保财政增长和保民生二者的抉择中，预计前者更优先，并在以下政策方面得到体现。大国企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政府宏观政策执行的主要载体，对大国企的政策支持上仍要远远优于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方面，减税的可能性很小，中高收入阶层将逐步成为纳税的主体。(上述文章作者系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组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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