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解决了国内70%的就业人口，只有给中小企业减负，给中小企业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才能真正达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效果
重点转变发展方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第二产业，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在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基本实现后，转变发展方式势必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特别要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关注民生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重点”。
财政政策要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控新上项目；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
会议提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主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考察保障性住房工程时也指出，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放在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财政、金融和土地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同时，要抑制投机性购房，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普通商品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等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动城镇化
城镇化在下一步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将扮演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角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拓展发展空间。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稳妥推进城镇化，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增长，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扩大，为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动力。
放宽市场准入为深化改革增添发展动力
经济企稳回升后，经济增长的动力亟待由政府投资向市场驱动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推进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当前的经济增长，9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投资中又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必须进行相关领域改革。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我国目前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要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的外，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基础和垄断行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
针对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将“改善民生”作为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一年过去了，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注重改善民生。那么，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到底要从哪些方面做起？到底要从根本上解决哪些问题？我们请专家来讨论这一问题。
周天勇：政府别老想着收钱
萧条时期制约企业增加就业的关键就是税收，能增加就业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但是，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太重。企业有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两项附加税，5.5%的营业税，年终分红的话，个人所得税的累进也非常厉害，几乎拿掉一半。再加上政府的工商、质检、城管、交通运输等费用，还有潜规则的公关费。如果中国99%的企业不想办法逃点税、偷点税，绝大部分都得倒闭，不可能经营下去。
所以，政府要改善投资环境、就业环境，别老想着去收钱。现在很多地方明文规定，要对中小企业尤其是个体户严厉收税、依法收税，偷税漏税的还要刑罚处置，被看守所拘留，甚至判刑。
另外，我们未来的投资方向主要是服务业，老外也在说，你们搞了那么多制造业，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就业，但制造的东西去了美国。美国现在不需要了，农民工都失业了。所以，我们需要发展服务行业。
但发展服务业也有很多问题。以前义乌、温州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城管，工商、税务也不管，所以，这样就发展起来了。现在再让温州、义乌重新发展，就发展不起来了，因为政府基本上给管死了。
实际上，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是政府问题：第一，管得太死，各种规定让你啥都不能干；第二，收得太多，小生意一收税费就被收死了。
中国人其实很聪明，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在国内却干不了。有些大学请我去给大学生讲如何创业，我不敢讲。一旦大学生拿出几万块钱出来创业，几天就被工商、质检、城管管死了，还创什么业。(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石建勋：拿1万亿减税1万亿救市效果更好
从4万亿中拿出2万亿来，用1万亿减税、1万亿救股市效果更好。因为减税让利是刺激内需最快最直接的办法，与其急功近利地“大跃进”式投资，不如大幅度减税让利给企业、给老百姓，鼓励企业去投资，让城镇居民有钱消费。股市恢复了投融资功能，有利于企业发展；股民解套或赚到了钱，将直接刺激1亿股民的各类消费，何乐而不为呢？
从目前情况看，数额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主要还是通过“较大程度地”扩大投资和“一般程度地”扩大内需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目前，各地政府更热衷于大干快上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重化工项目，不太注重民生方面的投资，这对于拉动GDP或许可以立竿见影，但中国经济就此可能无法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而且，维系如此的增长模式，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严重的是造成新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浪费惊人，腐败问题在所难免，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有的是。
4万亿元政府投资不是个小数目，钱从哪来？从民间来，收税和发债。政府收税发债并进行资金的二次分配不仅成本高，而且，过度投资严重抑制老百姓消费，使得投资拉动内需的实际效果短期内难以体现。因此，与其劳命伤财地收税发债，把民间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再分配，不如减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减税给企业，让企业去投资，减税给老百姓，让城镇居民去消费，以企业和老百姓的直接消费来扩大内需，这是最实在、最快的内需，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消费不足的瓶颈问题。(石建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王庆：放开户籍限制是刺激消费最有效的方式
放开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这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影响深远。此外，通胀预期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预计2010年二季度将会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传递紧缩信号。
在中央大力刺激消费、维持投资适度增长之下，2010年GDP增速将达到10%，其中消费增速会比2009年快很多，达到4.8%，而投资贡献仍较高，达到5.1%，消费与投资将平分秋色。
扩大内需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但目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放开户籍限制，使广大进城农民工可以直接享受城市现有的社保服务，进而增加消费能力，这是当前刺激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此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小城市的服务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都会有大发展，这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王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梁小民：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经济学家经常讲最大化。对一个人来说，最大化不是收入最大化，而是幸福最大化；对一个社会来说，最大化也不是GDP最大化，而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最大化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要有GDP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还要使收入分配实现某种程度的公平。就业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提高，才能使每个人都分享到经济进步的成果。
换句话说，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靠的不是单项突破，而是在各项指标中求得一种平衡。GDP增长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但一味强调增长而忽视了其他，往往会不利于社会福利提高。在经济发展中，增长与就业要协调，在整个社会中，经济与社会发展要协调。
这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应该看到，增长并不是协调的，并没有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原则。片面强调重化工业与制造业不利于就业的增加；片面强调经济忽视了环保、社会保障的社会事业；片面强调城市化忽视了广大农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强调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就指明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未来的中国不仅有位居世界前列的GDP增长率和总量，而且会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乐园。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梁小民，经济学家)
谢国忠：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降房价
由于居民收入低、财富少，需求必然也低。这两个问题不得到解决，振兴经济只是空谈。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刺激居民消费。
我认为，有两个政策能够迅速改变当前情况：
第一，政府可以制定目标，将房价降低到每平方米1~1.5倍月工资的水平上。这个房价水平与国际相比并不低，而且能将居民财政压力减轻很多。当前，一个城市居住的青年想要结婚，家里整整三代人都要努力凑钱才能拿出首付。如此沉重的财政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家庭的消费能力。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降低房价，因为五成以上的房屋销售成本都以土地成本和税费的方式缴纳给了国家。
第二，中国政府可以将上市国企股份分配给居民，这样就能够使每个人都成为市场经济的股东，从而保证未来数十年的稳定。
财富转移能够将居民消费的增长保持数年，这样一来，就有了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上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扩大消费。(谢国忠，经济学家)
厉以宁：增加收入是拉动内需的前提
产业结构性调整在2010年很关键。
首先，信贷适度宽松的政策必须以此为前提，既要遏制产能过剩领域的盲目扩张，同时也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其次，产业升级、制度创新是我国目前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如果不能及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我国目前良好的经济形势肯定无法得到延续，2008年的经济问题可能还会旧病复发。
拉动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而拉动内需必须要有两个前提：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劳动性收入的比例。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在合理价格的前提下，提高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国家对粮食的收购价。扩大劳动性收入，就必须重视就业问题。在就业问题上，首先是加强劳动力培训。其次，民营经济的发展能更好、更多地解决就业问题。
高房价已经开始极大制约国民消费能力。我国现在的房价，低收入阶层买不起，中等收入阶层也很吃力。中国政府要花大力气加快社会保障性房屋体系的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要大量跟上，能够保证中低收入群体住得起房、买得起房。(厉以宁，经济学家)
张晓山：让农民转移人口享受同等待遇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又一重要战略举措，体现了中央的战略构想是一脉相承的，为未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安排。
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进一步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想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快城镇化进程非常重要，而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则是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很多农民工已外出打工多年，有了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在统计口径上已被列为城市人口，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却无法真正实现身份转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身份的真正转换，推动城镇化的落实，同时也将为农村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规模经营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户籍本身不过是一个身份的改变，除了放宽户籍限制外，还必须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尽快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让他们都能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及子女上学等，只有这样，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
(张晓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晓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键
近年来，扩大消费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增多。农民收入、城市低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个税起征点都在提高，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在加大，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在逐渐加快。中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契合这一趋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这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谈何消费？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今后，国家要继续实施并完善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例如扩大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试点范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减轻居民负担，加快全民社保建设，增加社保投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创建城乡居民持续消费的条件。(张晓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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