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大势所趋“加快”迫在眉睫——东西部代表会诊经济发展方式“转而不快”
北京，京西宾馆，房间里、走廊上、餐厅中，来自新疆、西藏和上海、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热议着一个共同的话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现实难题。东部地区在发展的“转弯处”怎样保持领先，西部地区怎样避免东部曾经走过的“弯路”，如何加快转变的步伐，人大代表在思考、议论着……
会诊：“转而不快”的惰性来自何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课题，只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加快转变的紧迫性突显出来。一些代表认为，多年来，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不快、效果不明显，在不少地方存在转变的惰性。
“主观上讲，转变难，源于对GDP的崇拜。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强调，要转变‘唯GDP’的政绩观。”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说，客观上讲，经济发展必定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不同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发展方式转变的普遍规律，但这个过程有快慢之分。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梦兰集团董事长钱月宝讲述了自己企业自主创新的艰难历程：“我们是家纺企业，当年转型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高科技产品时，遭遇了多重困难——招不到技术工人、贷不到款，最主要的是一些人认为创新成本高、风险大，不如专心搞老本行。”从“枕心”到“龙芯”，从传统家纺产业到自主创新的龙芯产业，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布满技术瓶颈、资金困境、保守意识等一道道需要跨越的栏杆。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普布说，在企业层面，改变管理模式、运营机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意。企业不改革只能死气沉沉、没有前景，这在西藏已成共识，但现实中不少企业改制、改革的推进速度却十分缓慢。转变速度慢的背后，主要是改革的配套措施不到位、不周密，牵制改革的步伐向前迈进。
全国人大代表、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峡说，西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在两点：第一，西部的发展正处于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优势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阶段，难以兼顾经济发展质量。而东部地区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增加了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难度。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句口号，需要“真金白银”投入购买设备、升级技术，资金瓶颈给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造成一定困难。
探寻：转变的路径怎样选择
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各异、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领域各有侧重、路径互有差异。
“今年举办世博会，对上海来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王战代表说，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会在低碳经济、科技发展、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先进模式可以让上海得风气之先，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可以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王战代表曾经对西部多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做过课题研究。他建议，西部省份生态脆弱、山多路远，走东部发展的老路成本高、代价大，也难以承接东部产业，但是西部地区环境资源丰富、文化生态多样，发展旅游业的潜力巨大。如果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将对多个行业起到带动作用。西部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把发展支线航空作为突破口，构建旅游景点的航空网络，破除交通瓶颈。
普布代表认同西部应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判断，与此同时，他认为西部的旅游业也应该转型升级。他说，西藏旅游的季节性很强，夏季火、冬季淡，旺季旅游企业随意抬高价格，淡季又相互拼命杀价。应该规范旅游市场，培育大型旅游企业，提高西藏旅游的层次。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阿里地区行署专员达娃扎西说，西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自己的特殊内涵，一是改变农牧业相对粗放、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增加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二是西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要避免在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建议：攻坚战需要体制保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攻坚战，要攻克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种种体制障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持久战，要用体制创新为转型升级“保驾护航”。东西部代表共同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体制改革打开“空间”、供给“能量”。
王战代表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群的崛起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可以借鉴其经验。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加快，要特别着意构建城市群。但是，目前城市群的发展受到现有行政区划的多方面限制，应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城市群发展的阻碍。
赵峡代表建议，建立一种机制，限制东部地区落后产能向西部转移，鼓励东部在帮扶西部地区过程中，将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理念等移植到西部，提高西部的产业层次，形成东西部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
达娃扎西说，近年来，牧区百姓为保护野生动物，牺牲了一些草场资源。草场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为鼓励牧民积极保护草场、野生动物，应该在牧区建立“草场生态补偿基金”，用体制、机制保障为生态作出贡献的牧民。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宿迁市市长缪瑞林认为，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都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有力引导，建议从财政、税收政策方面构建新的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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