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绘出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路线图：以“两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促“两型”，以“四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带“两型”。
解读湖南两型建设新战略，剖析湖南“十二五”规划蓝图。
《两型拾问》，研究问题，求答求解，寻求解决之道和可能的路径，内容包括转方式、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外贸出口、科技创新、环保、百姓荷包、法治湖南等十章，力求涵盖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之精要，以资时局，以飨读者。
型，铸器之法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新路径关键是探寻两型社会新的体制和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慢不得、等不起，不容彷徨，不容观望，机遇稍纵即逝。全省上下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发扬改革创新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抢抓机遇，迎难而上，根据我省的基本省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具有湖南特色的发展转型之路。——省委书记周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条件具备、潜力巨大，时机紧迫、任务很重。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更新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真正在加快上下功夫，在转变上动真格，在发展上见成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徐守盛
湖南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湘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全国汽车产业分布图。直到2005年，那张图上，长丰集团几乎还是湖南汽车产业的唯一标注。
坊间一直流传湖南与二汽失之交臂的故事，湖南曾是二汽的选址，最后因何失之交臂至今成谜，但此后布点十堰、继而移师武汉的“二汽”，让与武汉城市圈同跻“两型”试验区的长株潭，迄今仍存瑜亮意气。
瑜亮情结的一个注脚是，湖南大学拥有“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汽车工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成就了国内众多汽车企业，其中包括安徽奇瑞。如今已是湖南大学校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从2002年开始，就领着他的团队和奇瑞一起做碰撞项目。现在，安徽正在推动合肥江淮与奇瑞重组，其增长空间不能不令湖南羡慕。
“其实湖南有内力、有内功，就像《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以什么方式来用值得探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刘勇说。刘勇对湖南的关切由来已久，他是国内最早公开研究“中部崛起”课题的学者之一。而正是“中部崛起”的号角，激荡起湖南后发赶超的雄心。
而更令湖南心潮澎湃的底气，是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级“两型社会试验区”。2007年12月16日，两型试验区获批新闻发布会，面对媒体关于试验区设立意义的提问，时任湖南省长、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直接借用阿基米德的话说，“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鱼和熊掌兼得的试验
“两型”二字字面意义易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但在长株潭和武汉两地试验的真义何在?国务院批复的试验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有着怎样的深刻蕴意?
“孟子的《鱼我所欲章》中讲了一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故事，长株潭和武汉，试验的是怎样才能鱼和熊掌兼得。”刘勇说。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些地区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以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东部的珠三角以占全国4/100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0%的GDP;长三角的GDP占全国的比重更是达到22.7%。然而，地荒、电荒、水荒、油荒、民工荒使得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投资环境日趋“恶化”，威胁着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中部再全部复制东部的模式。中部需要开辟自己的路子。”刘勇说，国家之所以将这个重任放在两大试验区，显然秉承了中国“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思路。而且在中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与整个中部相似，两大试验区同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工作开展起来的难度也比一般城市大，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
不过，对两大试验区而言，这恰恰是难题所在。两个试验区正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期，经济发展压力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环境与资源保护，至少从近期效果来看，很可能会有“限制”地区发展的反作用。经济增长与两型社会建设成了中部试验区的熊掌和鱼。
显然，试验区需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新路，才能做到熊掌和鱼的兼得，进而为中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树立标杆。
转方式的湖南瓶颈
省发改委主任蒋作斌也在思考问题的答案。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二战以来，国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增长型阶段——协调型阶段——可持续型阶段——人本型阶段。而一直以来我国都以“大进大出”拉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显然是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
同一时刻，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对着一堆数据也在沉思。湖南工业经济结构的重型化趋势仍很突出，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达35.5%，分别比湖北、安徽高2.7个和8.5个百分点。湖南去年的单位GDP能耗水平比全国高11.6%。
区域发展的落差也在加大，去年全省14个市州中，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长沙达3744亿元，最低的张家界只有203亿元，高低相差17.4倍，比2005年扩大4.7倍。人均GDP最高的长沙达56620元，最低的邵阳8857元，高低相差5.4倍。
而无论从土地、从资金来看，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湖南发展的瓶颈。湖南人均耕地0.89亩，居全国第25位。从资金看，2009年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只有844.96亿元，居全国第14位，比广东少2804.24亿元。
“湖南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2281.3元，相当于全国的61.7%;2009年末全省上市公司数量64家，占全国的3.4%。”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军说，“湖南不转型，几乎没有出路。”
1.5万字的转型药方
“湖南2009年GDP达到1.293万亿，跻身全国十强，在国际上比较，已超过阿联酋和埃及。”汤建军说。转型，对于湖南来说已迫在眉睫，问题是，路在何方?
8月12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出的路径选择是：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为基本途径，以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民生改善和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加快经济结构由不合理、不协调向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资源利用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城乡发展由二元结构向一体化发展转变。
以“四化两型”为亮点的《决定》据悉历时3月，20余次易稿，含13大部分、近1.5万字。
《决定》13大部分的标题中，有8个部分的标题用了“加快”:加快推进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信息化……
而对其内涵的解读，蒋作斌说，湖南转型，选择的是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单纯靠投资增长、靠重复建设、扩大生产能力的外延式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加速从三个“外”转变为三个“内”：从更多的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从外延的增长转变为内涵型的发展、从外向型的动力转为内向型的动力。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也开始出现经济动力加速向“内”生转变的趋势。如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就包括启动50多年来国内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思想再解放一点”
关于湖南转方式的路径，刘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新路径最关键的一点是强调探寻两型社会新的体制和机制。”
“当初，中部崛起提出时，不就有人质疑，在‘后特区时代’，中部崛起在没有特殊政策支持下动力何在?现在湖南选择的转型路径正好能回答这一质疑：试验区要发展成一个‘机制创新中心’，通过机制创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刘勇说，在整个中国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阶段的背景下，湖南遇到的问题也是全国遇到的问题，这正是“新湖南”的最大“新机遇”。如果湖南能够“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通过市场化路径，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许对整个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都有积极意义。
《决定》描绘了湖南的未来5年：基本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民生保障体系和制度支撑体系;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财政收入超过300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超过26000元和8500元。
但通过“四化两型”实现带动全省发展，显然不是一件易事。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说，湖南转型最终要依靠产业带动，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没有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就谈不上真正搞好工业化，就谈不上夯实了湖南发展之基。
“湖南曾经学广东、学浙江、学福建，其实，关键要研究他们在30年前同样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怎样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人们往往忽略了东南沿海的官员们，如何在当年那样颇有争议的政策环境中，一步步寻找突破口，逐步建立相对宽松、市场化的制度条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只有企业发展了，才有今天人们看到的地方经济实力。”
事实上，湖南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恰恰是制度条件和投资环境孕育的硕果。2007年元月，湖南省委常委会专门研究湖南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后，湖南相继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汽车产业。政策的针对性与政府的决心带来的是：去年7月，长沙引进菲亚特集团;几天后，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亲临长沙，宣告比亚迪落户星城;8月底，陕汽重卡也在长沙下线。
最新出版中国汽车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已将长沙标为重点推荐的五颗星，称长沙拥有轿车、轻卡、重卡、客车、工程车等完整车系制造能力。各种车都能造，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到2012年，汽车产业有望成为长沙第二个千亿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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