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十二五”期间要做的各方面工作，做了展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
央行将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在发言中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央行要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她强调，今后会密切关注物价的走势，继续灵活有效地运用这些传统的工具。
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目标出现明显偏移
胡晓炼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对于复苏缓慢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受财政赤字负担约束，货币政策需要承担进一步刺激经济的任务。而对复苏势头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它也需要利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而与经济危机前相比，主要经济体对工具的选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胡晓炼指出，“这一变化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传统价格性工具被数量性工具所替代，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引导银行利率进而资本市场利率已经转变为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购买债券，压低利率水平，由使用纳税人资金注入经济体变成了直接印钞刺激经济复苏。”
胡晓炼还说，后危机时期的货币刺激目标也出现了明显的偏移———在遭受巨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刺激复苏、增加就业和恢复增长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尽管在经济复苏缓慢时期，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还不是威胁，但是较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和大规模量化宽松的政策对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则很难断定。“这里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货币贬值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两个结果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如何传导都值得关注。”胡晓炼说。
更重要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还可能产生除长期通胀外的其他结果。第一，人们对这种货币政策的信心以及对货币的信心会持续性的丧失，从而要隔离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和远离这一货币；第二，本来恢复全球持续稳健的增长需要通过调整结构和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来实现。而这种政策环境很可能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衡，并且使这种不平衡在这一刺激政策中得以持续，这对全球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健性有一定影响。
继续灵活运用传统政策考虑引入新的政策工具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的货币政策就应该做出相应的反应。”胡晓炼指出，要继续坚持把处理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作为我国重要的货币政策任务。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能保持比较强劲的持续增长势头，需要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
“第一，要继续灵活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胡晓炼说，“中国央行已经今年第四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表明了我们在管理流动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也表明了我们会持续地使流动性供给和银行体系流动性能够合理。今年除了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之外，我们还提高了一次存贷款的利率。今后我们还将密切关注物价的走势，要继续灵活有效地运用这些传统的工具。”
胡晓炼说，第二，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央行需要考虑引入新的政策工具，这就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她指出，这一任务已经在中央关于“十二五”建议规划中明确提出，在这一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值得深入去研究。
一是要对经济周期进行管理，也就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使用更进一步有效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特别要及时有效地采用一些逆周期的政策措施。二是要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部门或者领域采取宏观审慎的管理措施。比如，今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管理，同时提高了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关注。在这些领域里，宏观审慎管理都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三是在当前情况下积极地顺应市场需求，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在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有效地规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以金融业改革配合城镇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将是由工业化城镇化两者并举，逐步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这其中包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金融创新等。未来经济发展逐步向“城镇化”主导转移
李扬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但是由于我国的发展是从非常低水平的、还没有温饱的水平上向温饱的水平发展，所以，工业化很自然成为一个长期以来主导性的因素。
李扬强调，我国的城镇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所以这是一种引致性的城镇化。“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尽管有些人认为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是中国的一个缺陷，但这恰好是中国的优势，因为它使得我国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出现大城市通胀以及贫民窟遍地的社会弊端。”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所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逐步向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扬指出。
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正在转变
李扬指出，中国惯有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为“候鸟式”，这种流动模式有自身的特点和趋势。第一这些劳动力不谋求移民，不谋求成为他所工作的那个城市的居民；二是这些劳动力所取得的收入会汇回到农村，这会造成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三是这些劳动力的消费活动除了吃穿等最基本活动发生在城市外，一些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房、医疗等消费还是在农村。“可以说，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格局事实上固化了我们城乡的分隔格局。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相反，他们的消费结构甚至表现出低级化以及恩格尔系数逆转的趋势。”
“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正在改变。”李扬指出，流动劳动人口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总流动人口的60%，总数达1亿以上。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去的动力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去城市挣钱，而是谋求在就业的城市中成为居民。所以，农民工从“候鸟式”流动人口转变为“移民”，不仅需要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提出了巨大需求。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改变影响极其深远，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那么这些要谋求成为移民的农民工的需求要由城市来提供，由政府来提供，由社会来提供。”李扬说。
李扬进一步说，这样一种新型的转变在五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由于城镇消费型的投资会迅速增长，将会使得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将刺激整个服务业发展，从而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第三，基础设施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等一些新兴战略产业会发展起来，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第四，教育水平将得以大幅度提高，从而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第五，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这样一种战略型转变，和我们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是一致的，并且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金融业要大力促进城镇化发展
“从工业化指导转向城镇化指导，将使得投资主导型模式得以持续，但是投资的领域将发生变化。”李扬指出，由于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商业餐饮、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行业将得到投资者青睐。同时，投资性质也在改变，工业化指导投资和城镇化指导投资性质上非常不同，风险不同、商业可持续性不同、所需要的价格和收费环境不同、需要的税收待遇不同。因此，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金融业要应对城镇化大发展，需要实施配套改革，纠正扭曲的资金供应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引进外资(主要是FDI)、聚合各种性质的投资(包括PE、VC)和金融创新等。
李扬表示，应对中国城镇化模式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地方融资平台，这个问题显示了中国整个金融结构中的矛盾。他说，地方性融资活动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风险不容忽视。分类看来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商业可持续性的；第二种是本身有一定商业性来源，但需要第三方还款的来源才能够支撑；第三种是基本没有现金流，以及可能损失的项目。对第一类，第二类，政府应当给予支持，让他明确化，浮在水面上，而对第三类，政府要高度关注它并采取措施，地方政府需要承担重要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发展新兴产业要解决四个战略问题
金碚在会上表示，中国以前过度依靠土地的发展模式现在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需要解决四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金碚说，我们现在都在说后金融危机时代，但什么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很不清楚。按照一些金融专家的数据来看，全世界金融危机确确实实已经被遏制住了，但是又可能还会产生第二次危机。金融危机为什么这么顽固，原因就在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它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无力支撑过度膨胀的金融泡沫。因为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创新方向不明，通俗地说就是不清楚到底什么值得投资，最终导致了投资人的信心基础崩溃，爆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为什么金融危机过不去，是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仍然非常迷茫，由于实体产业发展仍然前途不明，金融投资的信心基础仍然不够坚实。所以美国还只能继续用超量宽松的货币投入来刺激经济。如果不回答实体产业发展路在何方这个问题，经济衰退和危机的阴影就将挥之不去。庞大的金融投资资金如果不明确往哪去这个问题，金融的投资就会飘忽不定，往哪投哪个价格就上涨，将会产生很多泡沫。
中国的产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从实体产业层面来看，中国投资的环境、空间比发达国家要大。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成就是怎么得来的？实际上是基于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发展靠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的财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有一句老话叫资本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依赖土地资源，包括能源和矿产，依托于土地和资源的开发投入。
中国从几十年前的贫穷的代名词，突然变成了充满财富的国家。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其中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给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算一算账，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土地和各种资源的开发。
然而，当前应该看到，尽管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产业必须要摆脱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提出了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里，要解决四个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要有资源环境战略。中国不可能停止工业化的步伐，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第一要务，所以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不仅要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要成为巨大的新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环境的压力会更趋强烈。所以战略性的问题是必须要实现节能环保，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这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内容。只有在这个方面取得实质性和全面性的进展，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简单地说，中国发展工业，既要发展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也要节能环保，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竞争力的源泉必须改变。过去中国的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价格的资源，低标准的环境保护，低水平的劳动报酬，以这样一种办法来保证产业的竞争力，然而这一优势现在正在弱化，所以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要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势这样一个新的源泉来支撑产业的竞争力。寻求和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措施，如果没有竞争力什么战略都实行不了。
第三个问题，必须要继续推进机制体制的优化战略，实现机制体制的优化。我们想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战略总是有主观选择性，往往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要强化。但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绝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客观规律而任凭主观意志摆布。在发展新兴产业中政府要发挥规划引导和扶持作用，但绝不可以忽略市场公平竞争而过度行政干预。
第四个问题，在实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还要实施自主性开发战略，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走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的道路。中国自主发展和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公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国外的人有一些误解，认为中国自主发展了，自主创新了就意味着要封闭了，不是的。中国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仅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对世界也非常有益，特别是中国确定发展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性，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战略挑战所做出的极大努力。因此，中国发展略性新兴产业理应受到世界的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继续积极利用外资提高整合资源能力
裴长洪在会上表示，当前国际资金正在加速流入中国，这既是对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一大挑战。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式，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也要防范风险。
裴长洪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上了一个新台阶，它的增长速度比以往各个时机都要快。其次，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利用外资当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以往在利用外资的比例中服务业的比例一般都在23-24%左右，“十一五”期间已经提高到40%以上。
第二个特点是，外资来源地发生了变化。在“十一五”的前三年，外资来源地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一些来自自由港的外资迅速增加。但是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些地方的FDI又有所下降。
第三个特点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趋于大型化、独资化，项目单项规模在迅速增加，而且独资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大家都知道，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有三种方式，一种叫中外合资经营，一种叫中外合作经营，第三种叫外商独资经营，其中外商独资经营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有了迅速的上升。
第四个特点是，尽管利用外资的数量、金额都是增加的，但是中国在全球外资流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不要认为我们利用外资很多，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第一，而不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仍然是美国。这一点，一般在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报告里是不多见的，但是这个特点很重要。
现在的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一，无论在危机之前还是危机之后跨国并购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并购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其二，国际资本流动仍然很活跃，原来人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会因为资本缩水使国际资本流动受到限制。实际上，在金融危机期间，包括2009年资本流动缩小的幅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2009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按照直接投资流量仍然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尤其是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于是最近这几个月，中国的媒体，包括中国的中央银行都在不断地发布关于热钱流入的信息。也就是说，由于美国启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当前大量的国际资本向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资产质量比较高的国家转移，软货币向硬资产转移这样一种现象非常的突出。
外资流向新兴国家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是对于现在还是未来也就是“十二五”期间，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外商投资偏好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这里面既有国际资本投资策略考虑，也有中国国内因素的一些考虑。从国内因素来讲，中国这几年进行了大量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中国资产价格的上升都导致了外资流入的加快，这是中国能够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些热钱通过不合规的渠道流入了中国。更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外资通过投资，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出现新的投资方式和商业模式进入中国。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投资模式主要是以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种风险投资的工具。这种投资方式颠覆和改变了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裴长洪表示，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式，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外商投资。这是出于整合世界各种优势要素和资源的需要。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它为什么还要吸引、利用外资呢？因为这是它整合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要素的需要，所以最富的国家仍然是最需要吸引外资的，而且它也最有能力利用外资。利用外资的多少，已经是一个国家整合资源和要素能力大小的标志。
此外，这在中国还有特殊的必要性。因为中国虽然钱很多，但是这些钱在融资活动中多数都是以负债的形式出现，很少有以股权投资形式出现的，吸引外资实际上是解决股权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扩大开放，仍然需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吸引这一类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各种风险投资工具作为投资渠道的投资资金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把外资吸引到先进的制造商、服务业，当然也包括金融和房地产业，同时要大胆地利用外资并购，开拓利用外资新的渠道，使对外资的利用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在大胆和积极利用这些国际资本当中，也要防范风险。这种对风险的防范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是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基本稳定，汇率浮动的灵活性不能理解为单向升值，应当参考一揽子货币有升有降，避免国际资本短期内过度投资到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资产。第二是资本项目开放应该审时度势逐步深化，同时要保持监管的态势。第三是要加强外汇收支的贸易投资真实性的审查，弱化中央银行结汇和基础货币的压力。这样才能够在新的形势下做到既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又防范国际热钱流入的风险。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