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职于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长达38年的职业生涯中，JimOwens亲眼见证了这家建筑设备公司成功地从金融危机中起死回生，成为崛起于当今新兴市场的行业典范。在此次访谈中，10月31日刚刚卸任董事长职务的Owens将与大家探讨企业的变化、他的职业历程以及企业领导者在重新平衡全新经济现状中所发挥的作用。
经济衰退时期的管理：竞争格局已经改变
《麦肯锡季刊》（以下简称《季刊》）：Jim，与其他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不同，您是一位受过正规培训的经济学家。这种独特的背景是否影响了您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看法？
JimOwens：从经济角度来说，卡特彼勒考虑的是具体的情境。因此，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的走势，以及我们将要应对的高峰低谷的波动情况。实际上，我们将这种工作细分到卡特彼勒公司内部的各个业务单位，因为支持业务发展的各种资产都与各个业务单位密不可分。因此，多年来，在卡特彼勒的战略规划过程中，我们始终非常重视这种上下波动的心态，因为每个人都倾向于保持乐观。
我们服务的行业涉及全球油气行业、采矿业，当然还有建筑业、住宅建设业，这些行业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要知道，资本货物方面的波动甚至比宏观经济——也就是与之相关的以GDP表示的货币价值——方面的波动更大。因此，我们一定要为这些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季刊》：经济危机是否改变了卡特彼勒的根本战略重心或发展方向？
JimOwens：没有。我认为，有意思的是，我们早在2004和2005年就已经制定了“2020年战略愿景”。现在看来，它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知道，全球经济未来的宏观趋势是，新兴市场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其增长速度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两至三倍。我们认为，这些因素正在推动着商品市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正如我们需要为极端波动以及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等困难情境做好准备一样。
现在，事实证明，2009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要比预期情况糟糕得多。我的意思是，这是自193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当然，不能说我们早在2004年制定计划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了情况会这么糟糕，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考虑到了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况，并且也敦促所有业务部门谨慎思考：如果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
正是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使我们在经济低迷中受益匪浅。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牢记并且留心这样一个事实：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我们所服务的许多行业里，我们都可能会面临销售额低于趋势水平的情况。但是，我们可能也会看到重新回归到这种趋势水平的转机。不过，倘若这种转机出现，它可能会来得相当突然。
《季刊》：从个人角度来说，从经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否改变了您的领导方式？
JimOwens：不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我在管理方面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公司每个人来说，这次危机都是一次非常惨痛的教训，因为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亏损100万美元。
那一次的经历刻骨铭心：从公司财务方面来说，50年来，卡特彼勒公司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却依然能够保持盈利；而在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竟然陷入无法保持盈利的境地。
那段时期非常艰难。但是，凭借坚定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增强灵活性，以便公司可以保持盈利，并期望即使面临最糟糕的经济形势，也能收回资本成本——我走出了困境。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周期性或季度性的问题，而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实际上，对于我们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取得的成绩，我感到十分骄傲。我们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将会计师所谓的内部期间成本结构成功地削减了大约30%。
我们鼓励大量减少库存，因为我们不希望货物堆放在错误的地方，导致不得不打折处理。我们大幅度削减产量。我们实施并执行了我们所能想到并能动用的所有内部成本灵活性机制。实际上，我们甚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季度出现过运营亏损。我们在一整年的时间里都保持着接近目标水平的盈利，而这个目标水平只是针对正常深度的全球经济衰退而设定的。
因此，如果说我获得了什么经验教训，那就是，要将精力始终放在长期目标——你将来想要达到的水平——上，并且制定坚实可靠的计划，以应对宏观经济环境中的极端情况。
《季刊》：Jim，您觉得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不确定性？
JimOwens：我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我觉得，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让世界经济重新取得平衡。至少在这个经济周期中，西方世界必须重新恢复原有的财政秩序。当然，对美国而言，必须重新恢复到一个较高的储蓄水平，要更多地为我们的未来投资。我们必须增加出口，改善贸易平衡，这不是说要实施保护政策，而是应该对世界市场采取开放态度，并积极采取攻势来提高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大多数美国公民都难以正视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5%这样一个事实。我认为，从全球经济中心的角度来说，今后，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极端多极化的世界。如今，新兴市场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已达50%以上。而且，这些市场还在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增长。竞争格局已经发生改变，考虑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性变得空前重要。
在较早时候，我便觉得，从人的方面而言，让一家好公司成长为伟大的公司的唯一方式，就是将所有员工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我们希望，在安全生产方面从“还算不错”转变为“世界一流”。这又回到了小团体主义这个问题上来了。我不希望这是我们和工会或其他团体造成的局面。他们都是卡特彼勒的员工。我们需要出面，旗帜鲜明地说明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关心每位员工。我们会关心我们的雇员伙伴工人，这是一个联合倡议。我们对管理人员实行问责制，他们必须负责稳步提升安全绩效，负责将卡特彼勒建设成为工业领域最好的企业之一。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向我们的员工传达了一个企业关爱员工的响亮信号，并且帮助我们扫除了在某些运营中残留的小团体主义。我们还希望树立一个在实际行动中实践价值观的期望。通过员工调查，我们将要考察领导团队在调动员工积极性方面做得如何。
如果员工不了解你的愿景，如果他们不了解自己的部门应该如何通过努力实现这个愿景，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经理并没有每天都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管理方面言行一致，如果他们不愿意推荐朋友或同事来这个地方工作，那么，如何指望他们帮助你实现目标和愿景呢？当我们开始推行我们的战略时，我们咨询的外部团体告诉我们：“如果在员工调查中，你们能够得到65分的正面反馈时，你们就差不多是一家真正优秀的公司了”。而我们将目标设定为90分。我们说：“如果至少有90%的员工不了解您的目标，不了解你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这家公司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呢？而他们对于作为雇主的这个企业还充满了热情。”
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们每年都在进步，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2009年底，在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商业环境下，我们得到了82分。每个人都斗志高昂，并且思考如何使我们的公司发展得更好。
《季刊》：您在调动员工积极性和领导员工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JimOwens：我觉得，最高层的领导者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深刻、透明、诚实、坦率的沟通。当我们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时，我最先传达了这个所有员工都需要了解的消息，以及我们必须进行的艰难抉择。
之后，我每个月都安排一位公司高层管理者，也就是集团总裁之一，在超大的大厅中的全体员工大会上介绍市场现状，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最新事件，我们的成功，以及我们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所需采取的行动。
我认为，此类做法对我们的员工非常有益。没有人愿意看到裁员这一事实。但我认为，公正诚实地面对裁员这一问题，对于帮助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克服困难非常有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企业这艘大船能够经受住眼前的惊涛骇浪，继续扬帆远航。
《季刊》：您在卡特彼勒度过的非凡和杰出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您对贵公司内部的其他高管人员，或者贵公司以外的相关人员有何建议？
JimOwens：最近，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1972年你加入卡特彼勒时，目标就是要当首席执行官吗？答案是“没有想过”，这一点毫不奇怪。我的意思是，实际上，在我来到卡特彼勒时，我甚至几乎不知道什么是首席执行官。
其实，当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经济学家，真正学到商业技巧，学习如何利用我在获取经济学博士学位过程中所学的知识和我所开发的经济计量工具，以及如何将所有这一切应用到商业环境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我自然地获得了一些机会。我想，在我职业生涯中的每一阶段，我都在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到出色，以及如何扩展我的工作范围，尽量为公司多做点事情，因为我开始将自己的成功看作是组织的成功。思考如何才能帮助组织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从未真正想过要领导整个公司，至少在我成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之前[没有想过]。在成为首席财务官时，我已经在公司、在我的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因此，我想，我非常相信吉姆?柯林斯的观点：真正将组织摆在第一位，始终考虑你能为组织的成功贡献什么，永远只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我”。
企业与社会：站在最前沿
《季刊》：企业领导者在提高社会福利和改善社会思维方式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首席执行官的职责是什么或者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JimOwens：我认为，在后“安然”时代，随着管理层薪酬过高这一现象导致各种问题，企业领导者已经退居幕后。我所忧虑的是：我们无心解决这些难题，我们的政治两极化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针对某些我们本应做得更好的事情进行理智的讨论，从而导致我们的国家无法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认为，商界需要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公众的事业中。每个首席执行官手里只有一张选票，但我们有机会提高人们对可促进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发展和经济繁荣的良好经济政策的认识。
那么，我们如何开始行动呢？我想，美国现在面临重大问题——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我们需要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我们还将面临长期的结构性赤字，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税收基础来满足已基本建立的福利计划，以及即将到来的婴儿潮一代退休高峰所导致的资金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与政府领导人一起认真地讨论，思考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经济政策，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等得越久，问题就会越严重，也就越难以解决。
《季刊》：您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获得该职位后，您是否比以前更能影响经济策略的制定？
JimOwens：我想，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PERAB）包含广泛的特殊利益群体。我的意思是，其中包括商界人士（2人）、工会代表（2人）、学者、投资专家、来自硅谷的企业家，以及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中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真的很难对一项经济建议达成共识。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竭力主张签订贸易协定。因此，为了我们的出口，我希望看到三大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获得批准，并且希望美国推进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框架。我认为，通过这些行动，将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真正的双赢，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中的工会组织代表则强烈反对任何贸易协定。因此，我们没有取得我所期望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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