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资源配置方的保障房建设，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据媒体报道，今年多个地方出现了保障房建设开工目标较去年锐降的趋势。其中，广州将下降47%、深圳下降52%、上海下降38%、北京下降20%，二三线城市如武汉、成都、无锡、苏州等地均有明显下滑。
这样的下调幅度，尽管出人意料地惊人，却也在意料之中。一方面，去年的保障房项目无论从兴建规模还是投资增长速度看，都已站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在今年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确实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的兴起，与各地土地财政的大幅度萎缩处于同一个时间轴。严厉的调控政策，遏制了许多开发商的拿地热情，这一势头传导到保障房建设上，就是地方政府的“头寸”进一步吃紧。
可以说，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既承担着民生目标，也承担着宏观经济的目标。一方面，通过房屋的增量供应改善现有住房体系，尽可能地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刚性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保障房建设，可以承接下游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数十个行业的市场，避免这些行业因为对商品房的调控而一蹶不振。然而，今年多地开工目标的急剧下滑，却给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出了难题。
地方政府的难点是，既要完成“全力以赴完成保障房建设”的军令状，又要让资金和土地压力不再持续增加，这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政府部门的难点是，如果单纯依靠军令状、实地督查等刚性行政措施贯彻调控意图，有可能导致资金吃紧的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为调控上松紧带，变相盘活房地产市场。以“芜湖三日新政”为代表的地方房地产政策调整，反映的正是这种趋势。
所以，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保障房建设的行进节奏，必须得另想办法。土地和资金的来源有限，从中已经很难获取更多，政策资源则还有待挖掘的空间。这其中，也可以考虑如何让社会资金参与到保障房建设中来。逻辑上说，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企业，等同于将部分生产资源从追逐利润转移到了履行社会义务上，政策面上予以各种方式的奖励，并无障碍。比如，给予参加保障房建设的民企以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赋予这些企业进入高门槛行业的“绿色通行证”，甚至进行保障房共享产权的试验等。
在当前社会，大量资金无处可去，与此同时，保障房建设资金却严重缺乏嗷嗷待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策改进疏导资金流向，也许会让保障房建设难度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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