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年二季度GDP增速首次“破八”，从8.1%降至7.6%。更多经济放缓的信号也相继传来。比如用电量增速大幅下滑甚至用电量减少就是一个核心指标。今年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8%，增幅回落6.25个百分点。1至5月用电增速低于3%的有辽宁、吉林、浙江、重庆、甘肃等省市，5月当月用电负增长的有三个省市：上海、湖北和江西。
经济放缓较为严峻，已到了引起政府高度警觉的程度。中央银行在6月8日和7月6日两度降息。温总理上周末专门考察成都，并在那里主持召开河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
“新36条”或是画饼充饥
政府和国企的职能是辅助性的，需要通过立法列举，国企的设立与运作尤其需要作为例外事先立法通过。我国的民企的市场进入方式是：政府允许进入多少，你才能进入多少。最近的大量“新36条”实施细则同样反映了这一统制风格
我国中央银行最近的两次降息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降息是否能够促成今年3月份两会提出的全年GDP增长7.5%的目标，是个未知数。大量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一大问题，但降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降息不能激励银行向缺钱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反而会让银行对民营企业更为惜贷。不过，降息不妨碍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向银行借入资金，然后通过一定的渠道向民企"转贷"信贷资金。当然，降息有利于减轻那些本来就能获得贷款的那部分民企的贷款成本，从而改善那些民企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降息的综合效应总体上会刺激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铁律。但是，这种刺激会有时滞效应。这种效应可能要半年，甚至1到2年才能显现。这样看来，政府现在以降息方式调整货币政策，不能对今年的GDP做出实质性的拉动。
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政府同时启动了财政刺激政策，加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基建项目。每一轮增长趋缓，扩大财政投资成了政府屡试不爽的撒手锏，成其为惯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同时会提出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政策。而且这也成了常例。
这两种常例的差别在于：扩大财政投资是政府所偏爱之举，得到了不折不扣的、甚至扩大化的推行，而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往往为情势所逼，出台之后往往被束之高阁，其执行举步维艰。2010年政府提出全方位开放民企市场准入的“新36条”，但一直未能执行。今年政府提出各种实施细则，并强调要改善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得到贯彻实施，是否仍然属于画饼充饥，我们仍须拭目以待。
上述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组合体现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统制经济风格。凯恩斯最雷人的名言就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但是，这种统制基于相机抉择，即基于不断变换短期操作，疏忽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企活力的保持和增强。相机抉择也因为力保总量目标而不断改变政策重点，导致个人产权往往因为政策缺乏连续性而受到侵犯。在这种统制经济里，民企活得没有尊严。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企即便遭遇凯恩斯主义政策也要舒适得多，其处境仍然要有尊严得多。民企的市场进入没有禁区，不需要事先列举;而政府和国企的职能是辅助性的，需要通过立法列举，国企的设立与运作尤其需要作为例外事先立法通过。我国的民企的市场进入方式是：政府允许进入多少，你才能进入多少。最近的大量“新36条”实施细则同样反映了这一统制风格。
依赖财政扩张确保GDP是饮鸩止渴
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而且往往挤出私人投资。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看来今年确保GDP按照预期目标增长仍然需要依赖财政扩张。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其结果就是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公权越来越大，国进民退日益严重;私人投资挤出，结构调整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改委现在能够审批的、需要大量财政投入的基建项目越来越少，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而且往往挤出私人投资。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经济增速减缓只是总量变化的表象，其背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外需大幅下滑与结构转型滞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突出暴露了我国东部制造业的危机。海量的东部民营制造企业集中于狭窄的、传统的竞争性行业。其他基础和重点行业以及公用事业部门都被行政垄断企业所垄断。房地产被政府通过数量控制和信贷控制打压。与之相联系，股市不景气也颇有时日。
在传统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却是在全方位地上升，尤其是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增加、社保成本的增加，环保压力加剧，原料价格上升。很多民企随着外需急剧下降，其经营难以为继。
无论是对于转型还是升级，它们大都缺乏资金、经验和技术。它们中大量企业将选择退出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可以承接一部分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是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与东南沿海虽然有个落差，但存在联动效应。沿海工资上涨也会带动中西部工资上涨。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成本也在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形下，大量东部民营制造企业一旦无法转型或升级，就会出现倒闭潮和失业潮。如果再算上很多待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无异于雪上加霜，无疑将加剧社会动荡。
政府需要从现在开始为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延长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制造业优势，首当其中就是需要减税。
减税意味着需要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尤其是政府投资规模，要尽可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这里减税不要仅仅作为一种政策，而是要作为一种低税制度来推行。中西部地区的很多企业税收负担也许因为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较之于东部地区要轻，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收费可能不会少，税费总负担不一定轻，尤其是在新来投资者减免税优惠期过后。中西部部分县市还存在对外来投资的民企“关门打狗”的做法。低税体制以产权保护和法律安全为支撑。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不调整结构很可能会伤及中国经济的根本。结构调整不能从以后开始，而是需要从现在开始。不是可以通过国家主义的做法就能简单强行推进的，而是需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足够的自组织发展空间，以市场自组织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
一是要减少金融管制。很多民营企业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想转型或升级都没有钱。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才开始，但光有一个地方的试点还远远不够。温州的金融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都是可以实施的，各地完全可以效仿。这些减少管制措施虽然很有意义，但还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减少金融管制，比如在金融机构进入方面以核准制来替代现有的审批制。
二是要减少经济管制。比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和营利性行业，打破基础和关键产业以及地方公用事业部门的行政垄断，打破进入壁垒，不仅要真正全面落实"新三十六条"，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经济风格，保持在所有领域放开民企的准入，而国有企业只允许作为例外，在列举的活动范围内运作。要控制政府财政投资，扩大民企投资。以此为民营企业发展增进空间和活力。
三是要强化产权保护，结合上述减少管制措施，推动技术进步。这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效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要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减少管制，民企才有可能在中长期的发展中大幅推动技术进步。
四是要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可以通过集聚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有利于创造更大的就业和增加值。
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直接缓解我国制造业所承受的就业和增长压力。2008年美国和德国现在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77%和69%，我国只有40%。美国和德国制造业比重分别为22%和30%，我国为49%。考虑到美国现在还在设法“再制造业化”，大致可以把德国的三产和二产比重看作为我国将会发展的方向。这样长远看来，我国服务业还会有近30个百分点的发展。服务业大有发展的空间。
所有这一些改革措施，有利于促进市场主体自组织地实行产业转型和升级，由此推进我国的产业转型。但是，这些措施的实质性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国大力推进体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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