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数据，不出意外地继续下滑，并创下了2年来的新低。数据之外，最直观的是实体经济层面的外资流出。而一些国际巨头的“出走”，将告诉我们更多背后的故事。
记者16日获悉，富士康将在印尼投资100亿美元，以利用其低廉的劳工成本以及庞大市场。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且劳资纠纷不断，富士康早前已宣布将向其他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业务。数据显示，印尼平均月薪仅113美元，不及泰国的一半，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这只是最新的一例。
此前，国际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在7月放出消息，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直属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全资子公司。
今年初，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将部分产品从中国多家代工工厂撤回本土生产，许多“中国制造”正逐渐变成“美国制造”。
我们是否该习惯外资投资下滑和撤离的常态化?西方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个巨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亟需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状:
FDI单月金额创两年来新低
短期外资投资仍将延续下滑
问题：中国竞争优势是否还在
答案：综合来看，竞争优势会长期存在
7月FDI同比增速持续下滑，FDI单月金额更创下自2010年7月两年来的新低。商务部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FDI金额75.8亿美元，同比下降8.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分析，外资持续下降主要受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影响。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强，欧债危机尚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国际金融市场较为动荡。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倡导“制造业振兴”，推出“选择美国”等计划，鼓励投资实体经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跨国公司战略布局新的热点等多种因素，导致全球直接投资流向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商务部研究院资深专家马宇对记者说，虽然对于直接投资来说应看中长期趋势，短期内的变化往往有偶然因素，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令人担忧，民营资本退出实体经济的消息时有耳闻，跨国公司关闭中国生产基地或转移订单也引起了颇多关注，外商投资持续下降的趋势仍值得重视。尤其是把这种趋势放在全球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更有多层现实以及长远意义。
在马宇看来，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如今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的转折点，即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削弱乃至丧失?外商投资“撤出”中国的趋势会就此确立吗?他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
近年来，我国的生产成本上升很快。劳动力工成本上涨基本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土地等资源成本提高，融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等等因素，确实使我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有所减弱，国内实体经济的困境，很大原因也在于此。这种状况下，某些外商投资制造业项目或者订单的转移，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若说中国制造业优势不再，确实过于危言耸听了。从综合要素来看，中国的竞争优势将会是长期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是永久的世界制造业基地!”马宇说。
他的观点基于三大要素支撑：一是庞大而且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虽然说人口红利不再、用工紧张，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资源全球无与伦比。并且，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虽然总体素质不及发达国家，但勤劳、善于学习为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及，高端人才绝对规模也不小;二是高中低端俱全完整的产业链和雄厚的产业基础，2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规模全球第一，制造业指数全球仅次于美国;三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不仅仅是就地销售的问题，同时还可为出口提供更好的支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剧锦文也认为，外资下滑在短期内还会继续，但这并不代表长期也会如此。
“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外资之所以近期撤离中国，主要原因在于近来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下滑势头，导致包括外资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的获利水平下降。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外资必将会再度涌入中国。因此，我并不认为近来外资撤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趋势。”剧锦文说。
另据记者了解，最近商务部召开了相关座谈会。不少跨国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均把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投资作为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也显示，76%的美资受访企业预期在华运营收入将超过2011年。欧盟商会的《商业信心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外部:
世界经济现已处于变革前夜
全球生产格局可能发生巨变
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来临
答案：变革前兆已现
在外资开始撤离的同时，西方国家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对此，我国权威专家认为，不论学界怎么争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特征，也不管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已经来临，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已经处在又一次大变革的前夜。
商务部研究院资深专家马宇指出，变革的前夜已经出现了很多前兆。“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虽然近几年还没有产生足以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导致全球产业重组的重大技术突破，但似乎已到临界点，此种突破呼之欲出。有信息表明，潜在的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改变目前的全球生产格局，乃至于颠覆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格局。”
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则明确指出，“我肯定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存在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美国学者杰米. 拉夫金最近六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为高端总裁班开设的一门课。随着拉夫金的课程讲稿以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平行的权力如何改变能源、经济与世界》的出版，关于新的产业革命的讨论已经成为各国学者、商界精英和政治家的关注热点。
平新乔认为，人类迄今经历过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发生于19世纪，那是以蒸汽机为能源，以印刷为信息交流中介，以燃煤火车为基础设施的产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20世纪，它是以燃油为能源，以电子通信——电话、无线电、电视——为信息交流中介，以燃油汽车为基础设施的产业革命，它创造了大众消费文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最近2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被大大开发，因特网成了新的通信交流中介，可再生能源与因特网的结合，就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在未来，人们在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就可以相互连接成一种“能源因特网”，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网上分享信息那样，可以在“能源因特网”上分享能源。
2008年以来欧美经历的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实质上是宣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寿终正寝。
平新乔说，“这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得这么久?为什么失业率这么高且久居不下?其深刻原因就在于产业基础正在变换：旧的产业基础垮了，而新的产业基础还未通行。”
他说，“新的产业革命正以火山喷发的方式在毁灭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遗产——燃油汽车工业、以碳化原材料为基础的房地产业、以硅谷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电子玩具产业……”
平新乔认为，新的产业革命会毁灭第二次产业革命所产生的就业岗位，同时创造出数以百万、亿计的新的就业岗位。但是，新产业革命会改变企业家市场，会改变劳动密集型的劳动市场，而开启一个基于人们之间行为的横向沟通、依靠社会网络进行治理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劳动者可能不再会集中上班，而是会采用像送货上门的方式那样由信息中心向某人发出劳动指令。
但是也有专家不认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剧锦文认为，如果会发生第三次工业革命，从本质上讲，也就是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而已。但是近期突然爆发一场全球性的工业革命的可能性并不现实。
他认为，即便西方发达国家发生工业生产中科技快速进步是可能的，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第一时间就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那是不可想象的，传统产业、传统技术仍然有其存在的各种理由。所以，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将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当然，中国产业中的科技含量也会逐步提高，新兴产业也在崛起，但这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传统产业将会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在自有技术累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产品和产业链的不断升级。
观点:
中国尚未做好迎接变革准备
缺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
问题：哪些方面未准备好
答案：多数产业仍处全球产业链低端
在世界经济变革的前夜，中国是否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而不是先落后再追赶甚至被抛弃?马宇对此颇有担忧，“不客气地说，以目前状况来看，我们并没有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准备。”
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说来，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加尽可能多的智能，生产尽可能大的使用价值。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是人的智力。从这个角度说，马宇不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产品中劳动力成本下降，恰恰相反，劳动力成本中的体力成本会下降，但智力成本会大大上升，总体劳动力成本将成为主要成本—这是与迄今为止以资源(物)成本为主要成本的生产模式不同的关键点。“我也不认为中国人在这种智力竞争中一定成为失败者，恰恰相反，个体的中国人胜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智力、技术、体力、精神、商业等要素结合最好。”
“但遗憾的是，我们极为缺乏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而这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和基础。”马宇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认为，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依靠改革和开放，在追赶世界，好不容易让自己的GDP成为世界老二。但是，这一切成果，按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眼界，统统都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陈绩，它的相当一批成就会在新旧产业交替的过程中被毁灭。
“我们的汽车工业、房地产业、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制造’，基本上是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甚至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和技术。”平新乔说。
近1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新能源、新材料、新通信方式、新基础设施工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与世界比，尤其与欧盟比，我国差距不小。
平新乔举例，欧盟在2010年已决定，在2010-2020年间投入1万亿欧元来更新升级电网，使其成为可再生能源的输送网，并且期望在2020年使绿色发电占到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对物流、运输与流通业的结构性减税和改革刚刚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基础设施的提升和改造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2008年，因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造成强烈冲击。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加速了科技的产业化进程，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中国也借此机会大力倡导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身在其中的企业是否做好迎接变革的准备是让人担忧的。剧锦文说，由于我国的多数产业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众多企业的科技水平很低，即便决策层和一些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新的科技洪流即将到来，甚至一些企业已经拟定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计划，但许多企业却还未做好迎接变革的准备。
建议:
不断破除经济中垄断因素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问题：如何做
答案：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政策，并加大投入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中国都错过了发展的机遇，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此，权威专家认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应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必要措施。
马宇认为，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或隐或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压力，并试图应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的推出，可算一项具体的应对措施。
“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也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战略选择。但毋庸讳言，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目标和过程意义更重于实质意义。”
剧锦文认为，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要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进步促进政策，鼓励处于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实施技术、产品与产业链的升级战略;鼓励企业投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次，就发展新兴产业而言，需要科技的不断进步，需要及时地将最新的科技应用到产业之中。要想如此，唯有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破除经济中的垄断因素，强化市场竞争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三，当然，政府如果能够在基础科学方面加大投入，并将主要职能逐步转变到服务和优化政策与市场环境等方面，也有助于增强我国科技进步的后劲及其制度保障力度。如果这些对策能够付诸实施，中国就不至于在同其他国家新一轮的竞争中掉队，甚至能够在竞争中进一步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竞争力。
平新乔警告说，“这几年我们暗自庆幸自己免遭西方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实质上在走向孤立主义。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中国是靠对外开放，才既扩大需求又提高供应能力的。走出去是融入产业的世界网络，进入网络才会有持续的需求。”
他说，如果不继续走出去，只专注从内需中建立相对独立封闭的网络，一旦被人家抛出去，可能又会失去一个时代，落后几百年。
平新乔称，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都存在。当然，我们也有新能源与因特网相联系的新产业和企业。这种不同生产方式并存的情形也不只是中国才有。关键是以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基础设施来整合原有的生产方式，将整个经济置于新能源、新的通信中介与新的基础设施之上。比如，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可能需要借助于微金融手段，而这就离不开新能源开发与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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