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已开始在推动经济转型，却因金融危机而中断，现在重新回到转型的轨道上。4年前，中国经济调整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解决12个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二是解决工业产品的增加值低端问题。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有代价的，只要是转方式，就意味着对现有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经济增速就会下滑。
如今，4万亿投资所造成的后遗症尚未散去，钢铁、工程机械、造船等行业的产能依旧过剩，再来一次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事实上，即便抛开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大势，中国优秀制造企业靠规模制胜的时代也已走向终结。过去几年，实业身负多座大山，而且越来越沉重。
税收是第一道重负。如果加上各种收费，实际综合税负已经超过30%。沙钢1元的利润，就要缴3元的税，“中国钢铁真正好的企业才能产生一点浮盈，多半企业产生亏损。”
再者是产能过剩。目前，麦肯锡从客户方面获得反馈，企业已非单纯受到国内和国际需求萎缩影响，更多是陷入产业结构性挑战，持续的产能过剩造成很大压力。以钢铁业为例，粗钢产能已达9亿吨，而需求在7亿吨左右。
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持续增加。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劳动人口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用工荒早已从珠三角、长三角蔓延到内地，甚至在河南、安徽等劳动力大省能看到整条街的饭店都在招收洗碗工。至于融资成本，尽管国家规定贷款利率可以下浮，可有几个下浮的?
压力论不过都是老调重弹，在经济整体上行时，尚是可以平抑的成本，一旦宏观经济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位于神经末梢的企业就会有刺骨之痛。中国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行业特邀研究员罗百辉认为，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否则将面临淘汰。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尽管在规模上已是世界第二大国，但从产品与技术的国际分工层次来看，中国大多数产品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如今，中国在少数科技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不能掩盖我们在整体上仍属于技术引进和模仿国家的事实。尽管在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了中国，中国正逐步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但仍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事实上只是披上高科技外衣的传统企业。企业的生产工艺或技术只是通过购买、代理等方式获得某项专利的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企业本身只是帮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一个生产工具，缺乏必要的发展后劲。另外，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大大削弱了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部分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努力，遭到了国外资本的重重打压。处于产业分工顶端的跨国公司意图很简单：就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层次，扼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投资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也采取类似行动，则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跌出世界前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目前已经进入低谷和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表示，中国正患上巨型经济体综合症，即经济增长失衡、泡沫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不公、产业升级难以突破。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和日本一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房地产业已经深度嵌入到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毛细血管中，这既是财富积累的快速通道，更是经济畸形的最大表征。正是由于担心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可能引致系统性经济崩溃，中国政府一段时期以来下定决心着手整治房地产秩序，化解房地产泡沫，改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力求避免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和品牌锁定，以及握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持续追赶，将是挤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常态性存在。
因此，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否则将面临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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