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哭泣曲线”已渐行渐近，人口红利的消失，成为外商投资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最大因素。
中国制造，这张年轻的面孔正在失去魅力。
近年来，跨国企业将业务撤离中国，搬回本国或者移师东南亚、非洲已经渐成趋势。
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制造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获利最少的分工区间。这个市场的获得，依靠的是低成本——特别是低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人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实行，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些不可逆转的趋势，吞噬的不仅是跨国企业利润。跨国企业可以选择离去，他们曾从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到台湾，到中国内地，现在他们可以选择去东南亚，去非洲。中国东南沿海，大量外向型制造业，面临着同样的成本压力，却无路可去，新的优势，尚未形成。
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是FDI(对外直接投资)最青睐的国家之一，但是FDI也显示，对服务业更有信心。留给中国制造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多。
知名外企竞相外迁
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2年1~7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677家，同比下降12.3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66.69亿美元，同比下降3.64%。7月当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972家，同比下降7.7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79亿美元，同比下降8.65%。
这是外资用脚投票的结果。近年来，知名外资企业在中国退出部分或全部业务的新闻，屡见报端。
据统计，自2004年来，澳大利亚第二大啤酒商狮王集团作价1.54亿美元，把在中国业务打包卖给了SAB Miller入股的华润啤酒公司。此后荷兰菲仕兰集团宣布结束在华的乳品生产和经营业务，耐克、阿迪达斯关闭中国代工厂等，拉开了外企撤走中国制造业风潮的序幕。
统计显示，2011年，百事卖掉中国的瓶装业务。2012年3月开始，美国消费品巨擘佳顿公司，将“Miken”碳纤维棒球和安全器材“First Alert”烟雾警报器的生产撤回到美国本土。
此外，福特汽车公司，要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星巴克，也把它的陶瓷杯制造，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
伊藤洋华堂则选择把95%功能性内衣生产在中国，2012年，伊藤洋华堂计划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预计在华生产占比降至75%。爱世克斯(ASICS)和水野(MIZUNO)降低在华运动鞋等运动用品生产比例，扩大在越南、印尼生产规模。
其他将部分或全部业务退出中国的还有：建筑机械公司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ATM机器生产商NCR等。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今年7月18日，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表示，公司将于10月底关闭在华仅有的一家直属工厂。而其竞争对手耐克，早在2009年就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唯一鞋厂。
阿迪达斯的生产基地，曾从欧洲转移到日本，接着迁徙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然后到中国大陆，现在又将从中国大陆离开。
与之对应的是，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
资本永远在追逐利润，国际资本的转移，显示着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其中，以人力成本的急剧上升最为明显。
人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人民币升值压力“三座大山”
人口红利的消失，被认为是外商投资中国制造业发生转移的最大因素。
据在苏州实地调研了解，阿迪达斯关闭其苏州工厂，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人力成本上升太快。目前，苏州工人的人均工资已经接近每月3000块左右。
英国媒体爆料称，阿迪达斯仅向为其生产伦敦奥运会特许商品的柬埔寨服装厂工人支付每周15美元工资。阿迪达斯最后纠正当地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3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也只有828元。与苏州相比，其成本优势明显。
事实上，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并非一朝一夕。
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袁霓在其2012年发表的《对中国经济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一文中，介绍了中国“用工荒”近年的情况。
据其介绍，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逐渐产生“用工荒”现象。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2010年春节后“用工荒”再次发生，表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型制造业缺乏普通工人，以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企业缺乏熟练工人。2011年一季度，我国农民工工资增加超过了10%，月收入突破1800元。
而根据波士顿咨询顾问报告，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涨幅达69%。渣打银行在2012年3月对超过200个制造商的调查显示，在2012年前三月工资已经上升了10%。
海关总署对1856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80.4%的企业反映劳动力成本上升，56.4%的企业反映汇率成本显著上升，56%的企业反映原材料成本上升。上海美国商会有91%的会员都提到了中国飞速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经过多年人均工资的增长，中国的人力成本比较优势已经越来越小。在人力这个资源要素上，更具比较优势的是东南亚与非洲部分国家。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显示，与中国相比，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相对于我国内地，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的平均月薪，是越南和印尼的三倍以上。
据法国媒体报道，中国服装加工业工人工资已涨到每月180欧元到300欧元，与白俄罗斯大致等同，而马达加斯加仅为50欧元。越来越多的法国服装品牌，如艾格、西里欧，都开始在马达加斯加上建立加工地。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预计到2020年，制造业成本可能翻2倍至3倍。根据全球商业咨询服务公司AlixPartners的分析，如果中国汇率及运输成本每年提高5%，工资每年提高30%，那么到2015年，在中国和在美国设厂的成本差别不大。
在中国日渐上升的成本不仅仅是人力成本。税收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来执行的再投资退税、特许权使用费免税和定期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面临取消。
新税法规定，2007年3月16日后设立的外资企业不再享有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这意味着，至2013年，外商投资企业就将全面失去税收上的优势。
此外，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外企在华成本全面上升，也是外企撤离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向型制造业寒冬将至?
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面对外资的撤离，不必过度恐慌。外资或外企有进有出是很正常的事。作为最重要的优化配置资源，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节奏有可能适度放慢，但不会停滞下来。初步判断，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国际投资将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回归常态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也显示，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中国目前仍然是最受FDI青睐的经济体。
中国近两年FDI走势：连续下挫，美国、欧盟都发出“制造业回归”、“实业再造”等声音。
《报告》显示，中国2011年FDI流入量增长8%，达到124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2269亿美元);同时，中国仍然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贸发组织2012年进行的世界投资前景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由跨国公司评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中国排名第一，领先于排名第二的美国和排名第三的印度。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也承认，印尼和泰国对FDI的吸引力明显提高，显示东南亚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增强。
虽然《报告》支持中国仍然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但是也指出，中国吸引FDI的结构开始向服务业倾斜。由于流入服务领域的FDI增加，流入制造业的FDI减缓，进入服务业的FDI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在服务业中，房地产、贸易和商业服务一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还会继续涌入中国，但是尚未长大的中国制造，还有多少机会?
在如今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中，各国的比较优势既体现在不同产业上，又反映在同一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跨国公司正是利用各国在价值链环节上的差异，通过价值链拆分，把各个环节配置到能够满足其全球战略的最佳区位。
而在这个分工的“微笑曲线”中，中国正是位于曲线的底部——获利最低的环节。
中国获得这个区位的分工，正是依靠着成本优势，而成本优势正在丧失。
而成本优势的丧失，不仅打击的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新的优势并未出现——产业升级仍在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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