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同步发展，究其本质，是以城镇为载体加速工业化，以工业为基础推动城镇化，因此，关键点回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老命题。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创造奇迹，迈入了城市化国家。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倒退，中国经济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转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赋予“新型城镇化”特殊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的引擎，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题。那么，中国式城镇化之路如何走？其特点如何？一时之间，难有定论。我们一直讲“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是＂河＂，是路线问题；陈云同志强调的是＂石头＂，是依托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摸＂，是尝试问题。今天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三者都应该强调：明确思路，有所依托，稳健推进，敢于尝试。城镇化是重要依托，在城镇化过程中大胆改革，实现扩大内需、经济转型和中国梦想。
一、我国城镇化速度居于世界主要国家前列
工业革命加速了欧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之一，1920年左右城镇化率达到51.2%。日本二战后城市化进程迅速，在20世纪50年代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将城镇化率从37%提高到56%，同时期的巴西和俄罗斯用了15年左右。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发展速度高于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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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的两类国际经验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进入城市化国家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为两大类：美日集中式城镇化和德国均衡式城镇化。
美国、日本重点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绵延带”，对潜力大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密集投资发展，推动周围快速发展。美国1920年以后，人口城市化比例缓慢上升趋于稳定，人口仍然集中。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多中心为主要特征的大都市区，1940年成为一个大都市化国家，1990年成为大型大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通过数千英里高速公路构建形成大都市连绵带。目前，美国已建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都市区为主体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三大都市区连绵带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日本即60年代制定大都市圈基本规划，不断建设以东京为中心的超级大都市区，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人口与工业密集的大都市区为中间形成的京阪大都市连绵区，集中了全国80%以上大型公司和大型私人企业。著名的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将都市连绵区交织连接起来。
德国早于1900年就已经进入城市化极大繁荣和发展的时期。德国城市化与美日最典型的区别在于：以中小城镇为主体，人口和资源并未向单一中心城市过度集中，而是呈现“多中心”格局。德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鲁尔区没有城市中心，20世纪初就以各具特色的工业链条构筑了以埃森、杜伊斯堡、多特蒙德等城市为轴心的多中心城市带，其规划和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为主。鲁尔区通过“欧洲最密集的铁路网”以及高速公路、铁路、航运等交通工具将众多城市连接起来。
无论是美日集中式还是德国均衡式城市化发展模式，共同背景都是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通道。工业革命为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和条件，也成为城市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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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式城镇化
然而，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则是齐头并进，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城市面积扩张，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耗，低端加工制造产业聚集等，带来三大直接后果：
第一，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2010年我国非农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34%，而流动人口2.36亿，人户分离人口2.79亿，庞大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大中型城市，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性因素。
第二，中西部城镇化远落后与东部城镇化。东部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已经形成中心城市向周围辐射的城市圈，中西部部分城市雏形才刚刚形成。从城镇人口与总人口占比来看，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已经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城镇化率超过80%，广东、江苏、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也城镇化人口占比也在60%左右。内蒙古、重庆、湖北等省份城镇率在50%以上，其他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低于平均水平。
第三，沿海主要城市工业化进入稳定阶段，而中西部主要城市工业发展仍有空间。北京、天津、上海工业占比由70%左右明显下降，2011年分别为20%，48%和38%，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省份工业占比持续低于50%。山西、内蒙古、湖南、湖北、广西、重庆等中西部地区近十年内加大工业发展，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其中，山西和内蒙古工业占比在50%左右。此外，新疆、宁夏、贵州和西藏等少数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
也就是说，过去的发展模式使得沿海地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相反，中西部地区则工业化缺乏产业支撑，城市聚集度不足。因此，单一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肯定无法协调显著的区域差异，可以考虑分区域采取不同的模式，东部推行集中式城市化，形成具有几个高质量、世界级的大都市和都市绵延带，而中西部选择均衡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围绕“多中心”推动中小城镇工业化，两者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四、东部提升城镇化，西部推进工业化
东部及沿海提高城市化质量，形成集中式大都市带，将从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转向提高城市化质量的发展方向。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无论是美国新技术革命、能源革命和再工业化，还是欧洲日本前景堪忧，都会造成我国上一轮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适用，靠国际市场来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急需转变。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自身也遇到困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外需出口拉动下，以乡、镇为半径形成的产业和经济集聚与上海、广深两大核心城市中心的链接存在明显断层，产业停留在家庭作坊、乡镇工厂式的低端加工制造业，完全依靠成本优势、规模效应成为世界工厂，中小城镇在产品技术上不具备可持续的竞争力。上海、广深、京津为核心的东部沿海中心城市同样处境艰难，两个多亿的流动人口长期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人口聚集的趋势不变，但是核心城市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服务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需求。
因此，东部沿海城市在战略上要去构建“大都市区”的规划，城市更新、连接和拓展对投资需求巨大。打造世界级的大都市，需要在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上进行城市更新，改造和完善，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上提供保障，同时，需要拓展大都市区的辐射范围，加快布局与周边中小城镇之间的蛛网式连接，形成“东部沿海大都市连绵带”。东部沿海城市的基建投资仍有想象的空间。
中西部继续推进工业化，形成均衡城市化。2000年以后，内地城市化工业化开始高速发展。一方面，人为造城，但人口集聚低，空城、鬼城频频出现。另一方面，新建大量的工业园区有名无实、产业空洞。因此，中西部要在综合考虑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工业基础、人口条件等因素的优劣势后，对未来城镇化发展进行定位。
内需将拉动中西部工业化，形成“多中心”的产业城市圈。外需疲弱和物流高成本都会造成中西部无法复制沿海地区以世界市场为背景的经济增长模式，内需成为中西部工业化的动力所在。从四个方向来构建中西部的产业布局，第一，成都重庆可以承接转移东部沿海部分产业，第二，山西湖南以资源（能源、矿产）为导向形成产业集聚，第三，内蒙古河南充分打造现代农业相关产业，第四，新疆湖北等利用政策优势，植入新型产业。
中西部难以形成类似东部沿海国际大都市，也无法连成大片工业带，但是会形成“多中心”经济增长极，重点发展中心城市以及周围城市圈，通过新建城际快轨极大缩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间和贸易成本，例如，成渝、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西咸新区等等正在中西部分散式快速崛起。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民生证券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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