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主观方向和愿望虽然正确，但也不宜有太多行政手段干预，否则可能影响到中国过去数十年工业发展的基石，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
香港南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赛娥已是连任三届的老政协委员，今年“两会”上，她又提交了若干提案，她对记者谈及的关于中国制造业是否应急于产业升级的思考很值得关注。
她分析说，欧美经济不景气，令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放缓。2012年中国的出口总值为20,493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68%，但比2011年只增加了8%。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比较相近：泰国在过去五年出口总值共增长50%，而过去一年只增长3%;印度尼西亚在过去五年出口总值共增长67%，过去一年却下跌了7%。越南的出口业近年来增长很快，过去五年出口总值共增长137%，过去一年的增长率也有19%。面对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的竞争，加上美国重返亚洲和围堵中国的策略，以及中国的工资水平已大幅上升的现实，中国的制造业实在需要转型。
但是，中国的产业升级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很值得深思。考虑到中国人口多、阶层广、知识水平差距明显以及地区差异大等因素，中国应该在不污染环境、不大量浪费资源和能源的前提下平衡高、中、低产业的发展，善用各个地区不同技术层次的劳动人口。此外，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还要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可以提供大量劳动岗位，实在不需要淘汰。不过，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确需要朝着配置更多自动化设备、加强工艺创新、改进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纵使东南亚国家的生产成本低于中国，但因中国的工艺水平较好、产品质量较佳及物流配套的优势，而且供应链已建立并趋成熟，所以，中国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仍可享有优势。与此同时，国家继续培训中高端人才，重点是让各级层产业一起进步，不至于使某级层的产业出现真空。
她进而说，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制造业及出口业发展加快，带动了过去十年的经济高增长。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工资大幅提升、人民币汇价强劲及欧美经济转弱，过去十年以量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应以质带动。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各项经济、金融及税制改革，甚至反腐败来实现，以提升国家的经济效率。至于产业升级方面，根据其它国家的发展史，过程一般较为漫长，不能一蹴而就，例如美国加洲硅谷的发展也历时多年，并且是由包括邻近的斯坦福大学多年持续培养出高科技人才、企业家精神、科研机构、创投资金及健康发展的股票市场的汇聚，以及法制系统、知识产权的保障及基础建设等多方面因素配合所致。由此可见，产业升级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如今中国面对美国重返亚洲及围堵中国的策略，制造业升级更要审时度势，应以不影响经济及社会安定为大前提。
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产业结构高端化，然而要使高科技工业蓬勃发展，也要有适当的土壤配合，而培育这个土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分析指出：
首先，高科技人才的培训需要多年时间。虽然中国已有不少技校，但高科技人才的培训，并非培养一两届学生就能成事。
其次，中国目前发展高科技工业仍面对一些困难，例如人才流向行政机关及具行业垄断地位的国企、知识产权保障不足、制造业缺乏融资渠道、企业互相信任度不高、贪污腐败问题令企业倾向搞好关系多于科技创新。这些困难并非一时三刻就可以改变。
尽管中国正努力改善这些问题，但目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仍有一些瓶颈，因此，太急进的产业升级，反而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反效果。举例说，广东省经过多年的积累，成功聚集了无数从事玩具、纺织、家具及电子零件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各自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由于近年工人工资的上升及人民币汇价强劲，广东省的每单位制造成本已经高于一些东南亚国家。不过，当地的制造业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发展出一环扣一环的产业链、技巧纯熟的劳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等优势，因此，厂商的“叛逃成本”很高，不会轻易将企业迁离中国。
不过，假如国家以行政手段干预中低端制造业，则可能为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打开缺口，轻则会影响到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正常运作，重则可能触发厂房加速迁离中国，不利于社会及经济稳定。
事实上，中国很多省份的制造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较其它国家有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贸然将发展成果放弃，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不会低。
张赛娥强调说，产业结构升级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根据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当一个产业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自动出现行业整合。纵使是前瞻性的政策，亦需配合市场调节步伐，政策不宜领先市场太多，并应尊重多年来由市场力量所建立的世界工厂的地位来之不易。就此，国家可制定政策帮助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但却不宜以过猛的行政手段去调整结构。
与此同时，当中国继续发展软实力，例如高科技人才培圳、创业及创新精神、法制及其它高科技工业所需的配套，则高科技工业自然会兴旺。
再参考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以近年经济发展十分成功的新加坡为例，数年前新加坡同样面对大量新增经济需求，如：土地不足的问题。新加坡的做法是，乃保留原有的工厂及办公大厦，同时在滨海湾地区大肆填海发展，创造硬件满足新需求，再加上发展旅游业配合，赚取外汇。
她提到中国在金融中心发展方面的类似做法，她对记者说：“将深圳前海区域规划为金融中心，与深圳原有的其它产业并存。这种新旧并存的做法，可令各行业百花齐放，并降低因规划错误而引致的不良后果，因为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刻做得再好再力求准确的预测，事后回看也总会因为有太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结果与预期的不一致，因此，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主观方向和愿望虽然正确，但也不宜有太多行政手段干预，否则可能影响到中国过去数十年工业发展的基石，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反，较稳妥的“两条腿走路”的做法是让制造业多元化发展，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要，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中低端产业的态度保持宽松及包容，毕竟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中，高端及中低端制造业均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及社会功能，应可以做到新旧并存。此外，国家亦可让制造业有一个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令现时的厂商有余利去再投资，让它们进行产业转型，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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