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经济中实现了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虚拟经济行业。在成本增加、产能过剩、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资金正从实体经济向房产、证券、金融行业转移，短暂的投机行为不断上演。
曾令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无人坚守的隐忧。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也将目光聚焦在了隐忧重重的中国实体经济。
“办厂不如买房，投资不如投机”？
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上，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被众多参会民营企业家视为未来5年看好的投资方向。而出现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偶然。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房价一路飙升，同时不断上升的还有制造业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在这种剧烈的落差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选择将从实体经济中积累的资金转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
“房地产行业圈钱速度快，3到5年一个周期，几千万元、几亿元的资金到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钱。而做实业都是一分几厘积累下来的。”湖北省荆州市权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荣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企业正在变成服务“快钱”的“壳”。“因为制造业企业融资快，房地产来钱快，拿企业融资来的钱做房地产，赚钱后再投实体，实体再融资，进而循环往复，已经成为现在比较流行的模式。”汪荣说。
而事实上，将实体经济获得的资金投向房地产在当下的中国已经算是一种相对“理性”的行为。更有一些民间资本，在短期利益的诱惑下流向了地下钱庄、农产品投机等风险极高但回报又极快的投机领域。于是，中国的市场上开始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大量制造业企业陷入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蒜你狠”“豆你玩”等看似荒谬的投机现象此起彼伏。
持续的资产泡沫和“去实业化”现象，是否会对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
博鳌论坛嘉宾、德勤全球常务董事罗格·达森认为，这种趋势对实体经济构成的风险是必然的。一方面，没有人能预测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业这种高收益到底能繁荣多久。另一方面，企业若要加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做大做强，必须长期在实业上谋求创新。
实体经济困境的背后是转型的需要
“我现在做的布料行业，随着东南亚劳力越来越便宜，出口量急剧下降。也直接导致企业订单减少，利润率下降。”在谈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前景时汪荣并不乐观。
类似汪荣的担忧在中国许多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企业当中都普遍存在着。在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习惯了低成本、低质量、大市场的中国低端制造业大多都如履薄冰地在寻找着新出路。
“金融危机时期，出现了很多企业外迁的现象，广东东莞最明显，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都从事于低端贴牌，缺乏核心竞争力，丢掉订单就相当于失去了业务。”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博鳌论坛上说。
遗憾的是，在寻找新出路的过程中，更多的企业选择的是回报高、见效快的虚拟经济行业或是投机市场，而不是将积累的资金投向技术革新和内需市场的开拓。
“世界不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无限大的市场来满足中国企业出口的需要。”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看来，苦练内功、转型升级已经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业立国需要我们做什么？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博鳌论坛上表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本应是实体经济有效的助力，但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带来的只能是泡沫而不是繁荣。
事实上，就在“世界工厂”中国面临着制造业隐忧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则掀起了一场“再工业化”的浪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充分认识到不能仅依赖于金融创新和无度的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这并非是制造业的简单回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在博鳌论坛表示，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是把核心制造业原封不动地留在本国，而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
而中国的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一些企业实际上只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达国家所绑定或者控制，盈利水平和能力受到严重挤压，部分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碎片化”，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坚守“中国制造”已不能仅满足于在产业链的低端打转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业立国需要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思考。
多年深耕实业的民营企业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一直坚信，实业是资本市场的“根”，脱离实业的资本炒作是“无本之木”。郑春影认为，科技创新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驱动力。而如何鼓励靠制造业、实体经济积累起财富的中国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开发内需当中，现在则应成为决策者认真研究的课题。
实业立国仍需企业苦练内功
在实体经济中实现了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虚拟经济行业。在成本增加、产能过剩、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资金从实体经济转移，这一现象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引发了专家和企业家的热议。这一方面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
“去实业化”趋势冲击实体经济
近年来，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越来越热衷于投资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去实业化”现象蔓延。持续的资产泡沫和“去实业化”现象，是否会对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
湖北省荆州市权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荣告诉记者：“房地产行业圈钱速度快，3-5年一个周期，几千万、几个亿的资金到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钱。而做实业都是一分一几厘积累下来的。”
“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组合：企业融资快，房地产来钱快，拿企业融资来的钱做房地产赚钱后再投实体，实体再融资进入循环成为现在比较流行的模式。”汪荣说。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举行的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上，金融服务行业被众多参会民营企业家视为未来3-5年看好的三个行业之一。虽然金融行业百花齐放，但参会民营企业认为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对此，德勤全球常务董事罗格·达森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去实业化“趋势对实体经济构成的风险是必然的。
一方面，没有人能预测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业这种高收益到底能繁荣多久，是否可持续。另一方面，企业若要加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做大做强，必须长期在实业上谋求创新。
作为多年深耕实业的民营企业，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认为，实业是资本市场的“根”，脱离实业的资本炒作是“无本之末”。“通过企业十几年的经营，我认为，科技创新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驱动力。”
缺乏核心竞争力是主因
资本是有逐利性的。“去实业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处境困难，对资本缺少吸引力，另一方是企业自身追逐短期利益，难以突破转型瓶颈。
当谈到如何看企业的前景时，汪荣并不乐观，他说：“我现在做的布料行业，随着东南亚劳力越来越便宜，出口量急剧下降。也直接导致企业订单减少，利润率下降。”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博鳌论坛上称，金融危机时期，出现了很多企业外迁的现象，广东东莞较为明显，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都从事于低端贴牌，缺乏核心竞争力，丢掉订单就相当于失去了业务。
踏踏实实发展实业，尤其是在本领域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是需要突破诸多发展瓶颈，也需要着眼于长远。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张燕生看来，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技术创新；二是人才，这既包括高级技工，也包括金融外汇、风险管理人才等。三是订单，这需要开辟新兴市场；四是融资，全球的流动性是泛滥的，但这个流动性很难在发达国家转化为投资，在中国却表现为外汇占款，央行就会紧缩，造成企业融资环境恶化；最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从转轨走向规范。
郑春影认为，经济增速放缓时期，经营存在困难的企业多为过度依赖资源和资金的企业。前者受政策和整体宏观影响较大，后者在经济出现波动时容易出现问题。
实业立国亟需企业苦练内功、转型升级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思路发生改变，从“产业空心化”回归“再工业化”。中国应以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来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的再造，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张燕生表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带来的问题。
“世界不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无限大的市场来满足中国企业出口的需要”，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看来，苦练内功、转型升级已经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罗格·达森预测，全球经济未来5年的变化将快于过去20年，而这一变化正是依靠创新驱动。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并非是制造业的简单回归。
对这一现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在博鳌论坛表示，美国并不存在“产业空洞化”的现象。他解释说：“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把核心制造业原封不动地留在本国，而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
他说，我们的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一些企业实际上只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达国家所绑定或者控制，盈利水平和能力受到严重挤压，部分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碎片化”，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而在这一进程中，政府应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与会民营企业呼吁，在面对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冲击时，政府更应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很多地方政府迫于招商引资的考核要求，更倾向于对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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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回流”难撼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代表美国硅谷最新技术的“谷歌眼镜”，将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谷歌公司将与台湾代工商鸿海精密（富士康在美国的母公司）合作，在美国制造这款运用了最新“可穿戴计算”技术的产品。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去年12月，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出于技术考虑，打算把设在中国的部分产品生产线转移回美国国内”。在此之前，美国通用电气也宣布将部分生产线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美国制造业开始从海外“回流”了。
市场因素促美国制造业“回流”
今年2月，奥巴马在新任期发布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要将制造业放在核心地位，使美国成为新就业和制造业的磁极”。因此，一些美国企业近期的“回流”举动，被认为是响应了奥巴马政府“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发生在美国”的号召。
对此，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认为，在推崇自由经济的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有限，更多的是市场因素使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以及接近市场，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几个主要动因。
近十几年来，亚洲国家的人力成本在不断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以中国为例，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工人的薪酬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2005年到2010年，增幅高达每年19%。中国政府近期更是定下了到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却上涨缓慢。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自2005年以来，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了2.2%。另外，运输成本上升，页岩气开发后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内制造业所需能源的价格，这些因素都促使美国公司对成本控制作出新的考量。
另一方面，虽然外包公司可使商品价格更便宜，但却不利于产品与技术的迅速更新。因此，一些公司想更接近客户，从而更快速地对客户需求变化做出反应。对于一些技术复杂的高科技产品，设计者与制造者的及时有效沟通，也十分重要。
因此，从这些角度考虑，“谷歌眼镜”选择在谷歌硅谷总部附近进行制造，也是可以理解的。
“回流”规模还只是“涓涓细流”
一度被认为“制造业衰退”的美国，现在因“回流”而再度成为议论焦点。不过有专家认为，现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规模，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涓涓细流”，今后是否会形成大规模“回流潮”，还有待时间验证。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的数据，目前“回流”美国的企业，大大小小加到一起也不到100家。
目前看来，现在这些“回流”的企业，大多数只是将以美国为销售目的地的产品线带回来了，很多大型公司在国外的生产规模依然比“回流”部分大得多。
王孜弘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的此番“回流”，并不是简单的制造基地转移，而是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引领美国制造业的振兴。奥巴马“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发生在美国”的目标能否成功实现，也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突破，并真正带动制造业发展。
为此，美国已开始进行新的布局。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10亿美元，建立由15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组成的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以带动制造业创新和增长，提振美国经济，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中国制造”仍具独特优势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估计，在交通、计算机、合成金属和机械等领域，到202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到30%的商品将实现本土生产，可推动美国年度出口额增长200亿美元到550亿美元。这让人不免担心：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被撼动。
有批评家认为，这种估计过于夸大。至少在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还是相当理性的。以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卡特彼勒为例，虽然它宣布将在美国得克萨斯开设新的挖掘机制造工厂，但它同时也宣布将扩展在中国的研发活动。
也有分析认为，即便出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业组件供应链，且相对于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无疑要优越得多。目前，有的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业务再外包给东南亚国家，以节省人力成本。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根据日本野村证券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数字化设备比例只占28%，日本的这一数据则为83%。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自动化革命，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在市场接近性方面，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单就人力成本上涨这一因素而言，并不会促使更多的企业离开中国。
不过，发达国家纷纷吹起“高新技术”的号角，中国也应该有所警觉。王孜弘认为，中国制造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加快自身的产业升级步伐，应是应对挑战的出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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