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代价和潜在风险
在很多方面，东部沿海与内地省份之间、各省内中心地带与边缘贫困地区之间的区域发展失衡已达到1952年新中国完成战后经济恢复以来最严重程度，给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投下了浓重的阴影。除了由于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所潜藏的经济安全问题之外(后文将进一步论及这个问题)，还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众多显著负面后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而不是短期利益来看，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因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而受损甚多，国民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损失。
内地工业化不足省份自不待言，由于就业机会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这些省区的亿万劳动者不得不背井离乡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在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高达26139万人，接近美国全国人口总数。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10036万人，增长82.89%。
正是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广东跃居全国第一人口大省，2010年末常住人口高达1.0430亿，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人口增长也较为明显，某些省份则出现了人口小幅减少，一年一度的春运也由此成为我国交通部门的梦魇。上亿流动劳动力一年到头只有春节前后十五天左右时间能够与家人团聚，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福利代价虽然无形，却更为惊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卖淫问题……等等均由此而生。
同时，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涌向东部就业而又不可能在当地扎根落户，还造成了企业员工超高流动性，企业和员工之间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经常是员工一过春节回老家之后人就不回来了。面对这种情况，企业不愿意在培训、提高福利待遇等方面对员工多投入，结果最终是企业招工难、劳动者务工也难的双输局面。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单纯依靠在东部发达地区提高员工待遇，只有改善产业布局才是治本之道。通过产业转移，我们不仅能够延长众多产业的生命周期，还能够让千百万劳动者无需背井离乡，而是在家乡就能找到体面收入就业机会，每天享受家庭天伦之乐，这种无形的精神福利难以用数字计量，却是真实存在的。
即使表面上因严重区域发展失衡而“受益”的发达地区，也为此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热点城市的房价问题之所以严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不能辞其咎，因为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因为本地投资发展机会不足而盲目涌入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剩余资本给东部沿海地区的房价推波助澜。
由于集中了过多的经济资源，某些因严重区域发展失衡而“受益”的发达地区正在突破环境承载容量，给当地的前途投下了日益浓重的阴影。最典型者莫过于北京。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我们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我们看到，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正在急剧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而且，在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让更多国民更广泛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果实的今天，一些不切实际的奢望可能扭曲本意良好的改善民生思路。如在“民生”旗号下要求对水电等基础服务、房地产价格抑制价格，在“人权”和“迁徙自由”旗号下要求放开户籍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导致更多的高耗水项目和人口涌入，对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快放大。资产市场泡沫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威胁吗?我们可以指责是美日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全球流动性过剩、“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无论执政者具有怎样的改善民生的良好愿望，但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的环境容得下大幅度放松地根政策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我们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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