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出炉，决策层“要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表述频繁见诸于报端。“上、下限”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怎样的深意，转型期新一届政府有没有增长“底线”，如何理解中央稳增长的决心?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下一阶段宏观调控工作至关重要。
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的下限、上限和底线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尽管经济增速稍缓，但一系列数据显示，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处在平稳运行的通道中。李克强总理在7月16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表示，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事实上，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上限”和“下限”，重申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那么，为何要将今年的经济运行下限定在GDP增长7.5左右?
不可否认，7.5%的经济增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较低增速，与2007年第二季度11.9%的增速相比，确实差距甚大。然而，考虑到近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很大，与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都大不一样。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是客观规律，增速放缓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有意的”政策选择，决策层深知，只有摆脱“唯GDP论”的心理枷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转型升级之路。
“7.5的经济增速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很漂亮的经济数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继续走原来的高速发展道路，那将是一种极限增长，付出的代价必然比较大，所以，要想走的远，现在就要慢下来。
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最大的考验来自就业。据权威部门测算，我国现阶段要保就业，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7.2%。因此，保持7.5%的增速，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保就业”。今后，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就业吸纳能力将逐步增强，即使经济增速再低一些，就业之“底”也是有保证的。
那么，经济合理增长的“下限”是不是“底线”?在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看来，“下限论”实际上是一种“底线思维”——对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但不能低于潜在增长率，主动调结构但不能危及经济稳定。
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9%以上。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速低于7%这个“底线”是不允许的。
将防通胀设置为经济合理区间的“上限“，也透露出决策层对于物价问题的高度重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泛滥的流动性不仅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也对我国的物价形势产生输入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预防通胀，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今年上半年，我国CPI同比仅上涨2.4%，远低于年初制定的3.5%的年度调控目标。显示出当前通胀压力较小，也为日后的宏观调控创造了一定的空间。
多位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表示，预计年内物价上涨的需求端压力较小，下半年物价运行仍将总体平稳。
事实上，决策层“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政策意图，不仅是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也是为中国经济更好的转型升级和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严格地说,‘区间效应’不应该令人意外，它更应该提醒市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僵化和曲解”，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从实际操作看,“区间”、“上限”和“下限”所强调的更是一种“稳中有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线，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没有突破底线，就要抓紧调结构、促改革。在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一种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经济逻辑。
的确，与“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相适应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的措施，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从而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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