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不涉及敏感领域和地区，10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将不再需要送发改委各级部门核准，而只需要提交表格备案即可。这是日前由国务院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中的最新规定。国家发改委外贸司司长孔令龙14日表示，这一规定顺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的要求。
孔令龙是在当日举行的“2013外交官经济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的。据他介绍，这一目录正式实施以后，只要在数额内的境外投资，只需要填写一个表格留作备案，变得“非常简便”。
此前，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主要是“核准制”，即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三个部门核准为主。据称，一些民企的重大投资项目逐级审批要耗时4个月以上，程序繁琐，有些合作项目甚至会因时间过长而“流产”。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对外投资的核准标准在不断变化。据介绍，21世纪初，非能源、资源领域的对外投资若1000万美元以上须经过中央核准，以下由地方核准；能源、资源领域则以3000万美元为划分线。2011年，非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权限上升至1亿美元，之上须提交中央核准，之下由地方核准，能源领域为3亿美元。
在2011年这一数额基础上，此次最新的规定为“中方投资10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孔令龙表示，这意味着，对10亿美元以下的一般类项目取消核准，这一新规同等适用于国企与民企。
现场
不可小看的“酋长”与“市民听证会”
中国企业“走出去”常因忽视当地文化而受挫，大使支招“先做当地调研”
“一些企业已经得到了非洲当地政府的采矿允许，可是项目就是没做起来，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一个，不了解非洲当地的政治体系。”在以“‘市场决定性’下的企业国际拓展与合作”为主题的“2013外交官经济论坛”上，有多年“走出去”经验的“华永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勇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尽管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有“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声音，但中国企业真正有一定规模地走出国门则要推至21世纪初。经过超过十年的摸爬滚打，一些在海外安营扎寨，一些企业则铩羽而归。
谈及在非洲投资的经验，李勇说，一些企业家认为得到非洲当地政府的允许就可以顺利开展项目，但工作常常无法推动下去，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酋长”这一政治力量的作用。
“矿往往在较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最有权力的是部落的酋长，一些酋长连总统都要让他三分。”据李勇介绍，他曾几次邀请非洲一些国家的酋长组团赴中国考察，以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欧洲的投资，李勇则特别提及了“市民听证会”的重要性。据他介绍，目前他在比利时所参与投资的孵化器项目是中国在海外仍存在的首个孵化器项目，此前在俄罗斯、英国的孵化器项目都没了下文。
论及类似项目在欧洲容易受挫的原因，李勇表示，要重视“市民听证会”的作用。由于“环保”问题在欧洲是个大问题，因此当地市民要对相关项目进行严格的听证和投票。“要对听证会上的提问做充足的准备。”李勇说。
谈及此，前驻也门、利比亚等国大使时延春坐不住了，他拿起话筒走近主席台接上了话茬。
“我感觉我们在中亚北非地区都大有可为。”但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中国企业要学会尊重对方的文化与宗教习惯。时延春回忆起在阿尔及利亚的往事，一次中国工人在当地施工，由于天气太热，工人们在晚上结束工作后喝些冰啤酒降暑，但由于当地穆斯林禁酒，就有当地居民朝中国工人泼水以驱赶。
据他介绍，目前，当地使领馆已经就这些情况对刚刚抵达的中国企业专门开设了学习班，教授当地的文化宗教习惯，当地的法律制度，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此外，时延春还建议赴外投资的企业要与当地民众以及警方等公职部门搞好关系。
李勇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准备阶段“三步走”：第一关，出国前联系该国驻华大使馆，了解当地经济政策、地理环境及风土人情，听取外交官的建议；第二步，赴该国考察，并联系中国大使馆、当地商会和华人组织，了解情况。第三步，也要听取此前驻过该国老外交官们的意见。
“总之要充分利用两边使领馆的资源和力量。”李勇说。
专访
“政府放市场接”要搞好无震荡衔接
国研所原副主任表示，最好的政策是要让大家都感觉不到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后，南都记者就此次会议的内容在论坛期间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原副主任侯云春。
南都：怎么理解中央经济会议中提出的“稳中求进”？
侯云春：今年我们提出的是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是经济、就业、物价都是稳定的；“进”是指结构调整。我们说“稳经济，守底线”，这个底线看来是守住了，过去我们并没有采取放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措施，而是通过改革，避免了所谓的“硬着陆”，以及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
“稳中有进”确实有很多困难，下行压力比较大。此外，还有产能过剩怎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怎么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房地产泡沫等等，风险很多。
提出了“稳中求进”绝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恰恰相反，它能够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好的政策是要让大家都感觉不到变化。我们现在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猛地加油、踩油门都要尽量避免。
南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多依赖市场”这该怎么理解？
侯云春：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我对此的理解是“市场和政府的异位”。
目前的情况，就商品和服务来说，绝大多数是靠市场来调节、配置资源，商品是97%以上，服务是95%以上。同时我们还有很多资源不是主要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比如土地、矿产资源、资金、利率、汇率。
既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不能说这一部分资源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一部分资源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要把所有的资源统筹起来，交给市场。政府要尊重市场，首先从市场参与者的身份中退出，不能再当“运动员”。
南都：这个过程中挑战在哪里？
侯云春：挑战肯定有很多，因为涉及到部门利益，大家都希望自己手里有把米，都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非割不可。
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异位是逐步进行的，它取决于市场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这方面的条件、规制、市场环境，执法力量，市场主体的行为都能够承接政府转移的资本。政府放，市场接盘，虽然说完全无缝衔接不太可能，但还是要搞好衔接，使经济不至于出现管理上的真空，出现震荡，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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