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个重大项目、3848亿大单，河南公用事业向民营资本推出了“史上最大”的一块蛋糕
3848亿元的大单，是迄今为止，河南省对于民间资本最大规模的项目开放。但项目的立项、审批程序如何配套?金融支持怎样跟上?制约民间资本发展的“三重门”如何突破?这是有待于政府后续考量的问题。
400个项目开门迎民资
公用事业投资，这一扇对于民营资本来说曾经沉重的大门，已经徐徐打开，且越开越大。
2月底，河南省发改委发布公告，我省有400个重大项目拟对民间资本开放，涉及总投资达3848亿元。这亦是迄今为止，河南省对于民间资本最大规模的项目开放。
其中，城市道路、供热、供水、污水处理、生态建设、保障性住房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180个，总投资1614亿元;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养老服务等社会事业项目170个，总投资1386亿元;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50个，总投资848亿元。
这些项目中，基础设施是“主角”。比如，拟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郑西高速公路尧山至栾川段新建工程，该项目总长约62.5公里，总投资75亿元。
目前势头正劲的郑州航空港区也有一个项目开放：郑州航空港区滨河西路项目。起止点为龙中路到郑港十路，道路长度5645米,占地面积509亩，投资额度为3.37亿元。
目前，省发改委已要求各有关市、县明确支持政策和合作方式，加强土地等资源保障，协调相关部门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确保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对于投资规模较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项目，符合条件的，将优先列入省、市重点项目给予支持。”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大门并非第一次打开，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我省就开始了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开放的尝试。当年，我省曾公布过49个项目向民间资本推荐，“但只限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领域”，一直追踪研究“民资开放路”的九鼎德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盈博士，对记者回顾了这一过程：“2013年，河南省发改委发布了200个拟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达2045亿元，有些项目总投资超过百亿元。”这200个项目涵盖市政工程、学校建设、旅游项目、医疗卫生项目、公租房安置房项目以及水利建设项目等多个公益或准公益性领域，甚至包括郑州地铁5号线和1号线二期。5号线开放的是30座车站建设，总投资超过280亿元;1号线二期开放的是10座车站建设，总投资83.8亿元。截至今年2月20日，已有191个项目落实民间投资主体，民间资本参与率达 95.5%。其中，有111个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80个项目已顺利开工建设。
“向民间资本推荐这些重大项目，一方面是为了落实国家出台的民间投资‘新36条’，进一步拓宽我省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促进全省投资健康平稳较快增长。”张保盈对记者说，“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信号，在地方债兵临城下、各地公用事业项目建设又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向民间资本开放以往壁垒重重的领域，已经是大势所趋。”
三重门和事实上的开放
“重大项目开放?那当然好啊，但怎么说呢，其实有些领域，一直对民资都有开放，但就算是开放了，民资也一直比国资要艰难一些。”梁程，河南一家路桥公司的老板，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记者预想中的兴奋。“现在向开放的还是在政策层面上，具体到项目的立项、审批等环节，以及金融支持方面，民间资本就常常遭遇阻力。”梁程希望各相关部门尽快出台配套措施，让好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地，给予民间资本更平等的待遇、更畅通的渠道。
而对于民间资本，介入重大项目时，最实际的考量还是投资收益比。
“我们省在投资利益分配上市非常务实和灵活的，按以往的惯例，项目的建设方式既包括了通常的BT(建设-移交)模式，也包括联合开发利润分成、以参股形式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管理、企业投资自主经营、许诺若干经营年限等多种形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在改革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今天，民营经济数量已占到企业数量的90%以上，经济总量占到60%，利税占了50%，专利占65%，新产品占了80%，特别是就业占了城镇就业人数的77%，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大项目”要完全绕开民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过去几年，或多或少，民资都在参与一些号称是政府的投资。”梁程对记者说，他所在的公司，一项重要业务是参与一级土地市场的开发， “比如说五通一平，这些项目以前大部分是由财政投资，各地的国有建设投资公司来做，但近几年政府钱紧，很多地方就包给民营资本，卖出土地后再行结算。”
“我们确实想进入公共项目，但公共服务设施的招标都设有较高门槛，我们够不够资格是个问题;污水处理、水利设施等项目资本回收期较长，风险较大，进去后能不能盈利也是必须考虑的。”一家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坦言。而民营企业家另外一个担心则是，“民营企业在融资渠道上要比国有企业狭窄，融资成本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在竞争力上有天然的不足。”
“目前，民间资本介入重大项目建设时往往遭遇三重门”，张保盈认为，一是“铁门”，国有企业把持，门槛太高进不去;二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没实力也不敢进;第三是“弹簧门”，进去以后逼你退出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三重门，使得民间资本对于重大项目的介入一直有所保留。
“民间资本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信心不足，而不是缺少资金，应加大开放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说。
“要全面激活民间资本，开放重大项目只是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开放之后的配套措施”，张保盈认为，一方面，要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优化市场准入的审批机制，规范民间投资审批程序，打破民资准入的“玻璃门”障碍;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体系，构建完整的投融资链，引导民资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效率提升。“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时，让民间资本来接棒并非易事，关键是要采取减免税费等措施，减少企业压力，缓解企业生存困境，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真正实现对民营资本‘放水养鱼’。”
漫长的“民资上位”路
允许或者不允许，放开或者不放开，民营资本一直在坚韧地向原本“国有”的蛋糕“蚕食”。而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甚至和“政策”一样给力。即使是壁垒最深重的通讯业和金融业，民营企业一样在日益渗透，微信的出现，不由分说地抢了移动和联通蛋糕上最丰厚的奶油——即时通讯，“移动和联通打了几十年，最后发现竞争对手是腾讯”;而自从余额宝出现以后，互联网“宝宝军团”大显神通，10倍于活期存款的利率以及即时可取的便捷性，直接导致银行的存款大挪移——各大银行突然间有了个共同的敌人，阿里巴巴。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让民营资本站到和国有资本同样的竞争起跑线上，一直是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工程，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出台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非公36条”，5年后的2010年5月国务院再度出台“新非公36条”加以完善，其中就提出支持民间资本涉及电信业的领域，要求“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高层领导曾下过“死命令”，要求各部委必须在2012年上半年出台相关细则，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能源、电信、铁路、金融、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进一步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障碍。
2012年年底，国务院加大力度督查“新36条”的落实与推进情况，其目的就是“进一步督促地方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新36条’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民间投资实施细则，消除制约民间投资发展障碍，降低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民间投资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此，多位部级领导表示，要着力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大力加强技术改造，推动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 “新36条”政策细则。
也正是在2012年，各地开启了重大项目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大门。在该年度，河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均首次拿出重大项目，向民资递了“橄榄枝”。
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为民营资本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允许民资办银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甚至“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开放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绝不会走回头路。”张保盈对记者说。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