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密集的南亚次大陆到散落着1.8万个岛屿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从财富集聚的长城脚下到风景绮丽的大象之国，亚洲多国正在掀起一轮基础设施投资热潮，试图弥补这一限制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短板。在这一热潮当中，作为亚洲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中国与第一大资本输出国日本在高铁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从而给经济利益的角逐打上强烈的国际竞争色彩。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
亚洲新兴经济体近期在基础设施方面动作不断：在新德里，提出“厕所先于神庙”口号的莫迪政府打算修建100座新的智能城市、8500公里的公路、16座新港口、1620公里的内陆航道和1.5万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在雅加达，上任不到一个月的佐科提出了规模至少7000万亿印尼盾、涵盖2000公里道路和一大批机场、港口等在内的建设计划;在曼谷，军人出身的泰国总理巴育已经批准了一个耗资约233亿美元的连接中国的高铁项目。
此外，韩国总统朴槿惠正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对冲日元贬值给该国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实现经济腾飞的缅甸正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招徕FDI的抓手。
宏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同时伴随着基建领域激烈的跨国竞争。北京的领导人雄心勃勃提出了基建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又将铁路巨头南北车合并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东京的决策者鼓励核电和高铁的出口。
四大因素推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唐奇芳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亚洲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少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已经构成继续发展的障碍。
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亚行统计数据称，截止到2020年，亚洲基建资金缺口达到近10万亿美元。普华永道报告显示，东盟国家未来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印尼投资额可达1650亿美元，泰国达585亿美元。
并且，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导致对出口依赖较大的亚洲各国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不佳，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加剧亚洲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加码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更能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提振增长，长期看来则有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已三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目前的预估是3.3%，亚洲新兴国家今年的GDP增速预计为6.5%，比4月的预期低0.2个百分点。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三季度GDP增长5.01%，创五年来最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宏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不乏新上台的领导人。莫迪在今年5月就任总理，巴育发动政变后在8月就任临时总理，佐科则在上个月刚刚就任总统一职。一般来说，宏大的发展计划和新领导人兑现选举承诺、尽快拉动经济的政治需要相一致。
但对于亚洲各国来说，宏大的发展规划要实现落地还面临不少难题，其中之一便是资金难题。印尼正试图通过削减燃油补贴来为此筹集资金，莫迪通过降低准入门槛而吸纳外资协助，巴育也在屡屡向海外商界释放善意。
“掀起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国家不少都面临财政紧张的状况，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内生动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外部支持，这也是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唐奇芳说。
亚洲基建竞争白热化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印尼时提出了这两大倡议，但印尼没有在10月24日与中国一同签署决定成立亚投行的文件，上文提到的印度、泰国、缅甸当日签署了该文件，此前对亚投行兴趣浓厚的韩国和澳大利亚没有签署。
作为中日两国经济竞争的力量投射，中国主导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本金将达到1000亿美元，相当于亚行的2/3，中国出资比例最高可达到50%，它将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一道并立在亚洲跨国开发机构的行列中。
亚投行的筹建体现出面对亚洲基础设施缺口这块巨大商机，外部资金正在试图分一杯羹，相互竞争趋于白热化，其中一大表现便是中日高铁在印度、缅甸、泰国的激烈竞争。这折射出亚洲裂变中的新经济格局，特别是中国作为资本净输出国的崛起。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兴起与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互联互通便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并筹建亚投行”，唐奇芳说。
中国官方数据称，中国2013年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千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将在今年或明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资本输出的方向集中于资源和基建等领域，被认为反映了实力雄厚的国企的需求。
在国家总理李克强被称为高铁“第一推销员”的时候，日本领导人试图将基建出口作为“安倍经济学”的一大利器，向外兜售新干线、核电和磁悬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背后，中日竞争的硝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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