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政策引领新常态
“有人一说到新常态就说到经济下滑，我认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中国工业报记者，第一，我们的GDP经济总量每年保持增长。第二，以百分比表示的增速在趋缓，但是每年增加的GDP的绝对量在增加。第三，我们习惯了两位数增长，似乎两位数是常态，但是两位数的增长有人为拉高的因素，超出了潜在增长率，结果就是过剩产能。
“所以现在经济不是下滑，是回归潜在增长率。”杜祥琬表示，过分地讲下滑，还是想拉高，又会产生有后遗症的粗放增长。新常态是一种周期性回归，是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是由传统发展路径向创新发展路径转变，是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变。
在新常态下，应该如何从政策着手规划低碳发展蓝图呢?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认为，首先要明确新常态的特征，它是法治的新常态，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新常态，是符合老百姓人人参与、人人知情的新常态。
首先，要强化法制管理。要改变过去超常规的发展模式，严格依法办事，遵纪守法。政府首先要守法，审批部门要依法审批项目，企业要依法经营，老百姓要依法监督。
第二，要顺应市场规律。必须把外部压力变为内生动力。比如，通过价格手段提升排污成本，通过环境税等方式让环境成本、能源成本内部化，企业有了压力，才能更自觉地去做好环保和节能。
第三，要实现百姓知情。要让老百姓对能源使用和消耗有知情权，实现信息公开，政府信息要公开，企业信息也要公开。老百姓有监督权。另外，社会组织也可以不断地发展，要培育一些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这样更有利于把专家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解决环境问题。
“从进入经济新常态内在要求来说，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打造经济升级版，这个升级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定在结构优化的同时要低碳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是顺应新常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贾康认为，能源、环境、气候领域迫切需要得到有效的政策引领，包括产业、技术、经济政策，以及一些必要的区域政策等。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包括实现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等。他强调，唯有政策形成体系，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科学规划低碳转型期
应该把“十三五”定为低碳转型的关键期，这是杜祥琬接受采访时强调最多的一句话。
当前，我国发展的高碳特征明显。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为6吨/年，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部分发达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10吨/年，达到了欧洲、日本实现碳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水平。
杜祥琬指出，造成高碳特征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较大;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大;煤炭消费方式中，煤直燃比重较大。通过耗煤空间密度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的耗煤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
要加快低碳发展，就必须抓住“十三五”这一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其中一个标志性目标就是需要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2014年我国煤炭生产与消费实现双降，但这个双降是否稳定，煤炭是否已经达峰，还需要看“十三五”期间的情况，特别是中西部如何发展。
杜祥琬告诉中国工业报记者，由于能源结构问题，我国煤炭占比还是很高。但作为不可再生能源及相关的环境问题，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是首要前提。其次，在煤炭利用方式上，我国的发电和直燃煤比例几乎相当，而直燃煤的效率和环境问题都要低于发电。因此，未来还应着眼于降低直燃煤比例，通过天然气和电替代直燃煤。此外，在发展低排放燃煤电厂、二氧化碳的捕获、利用与存储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推广与创新。
与此同时，实现煤炭峰值目标，还要着眼于调整能源结构。杜祥琬说，目前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已经小于0.5。而未来经济增长对应的能源增长需求，应更多依靠非煤能源的增长来满足，其中主要包括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在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把碳排放总量控制作为约束性指标。
鉴于碳峰值或碳资产管理是新的尝试，所以有必要通过理论分析和试点实践的结合，科学地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促进规划实施，引导各领域节能减排行动，倒逼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协同解决危害严重的雾霾污染，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
杨朝飞同样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出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氨氮这四项指标，仅仅涵盖了水和气的方面。但是，臭氧、重金属，以及一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以，环境保护工作不仅仅是要完成几项削减指标、污染指标的任务，而是要使环境变得更加安全、更加清洁，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而且，还要在完善机制、体制上下功夫。杨朝飞表示，当前我国环保方面的制度很多，例如，环评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以及排污权交易等，而真正有用的制度并不太多。而且在这些制度之间又相互掣肘、相互矛盾、相互扯皮，最后导致监管制度效率相对低下。因此，他建议，在“十三五”时期，能够进一步梳理环境监管制度体系，站在改革的角度，减少行政审批，减少行政许可，留下几个最关键的措施，并让它真正发挥作用。（本文来自中国工业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