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在“需求侧”调控的轨道上运行。在财政政策上，表现为赤字控制、适度增税和减少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而在货币政策上，则表现为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下降和加息预期的不断强化。
————中国政府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并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政策着力点，以钢铁和煤炭产业为抓手，开始了艰难的去产能改革；而同时，消费和投资需求总体增长缓慢，总需求结构偏向房地产市场，并导致了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进一步偏离。
————仅依靠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现有渠道和手段是无法满足“供给侧”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需求的，在一方面强化内部创新和延伸内部功能的同时，大力引进并借助外部的有效机制和工具是实现“供给侧”管理的有效支撑。
2016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不确定性中开局。美国经济开始深化“需求侧”调控，中国经济启动“供给侧”改革。这一年，世界经济在不确定中开局，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来自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需求侧”调整下的美国：降不下去的需求和降下去的供给
一季度美国的经济运行数据仍没有完全公布，但从已经公布的指标来看，大致可以保持在1.8%左右的增速水平，比2015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略好。
（一）美国“需求侧”调整政策框架
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在“需求侧”调控的轨道上运行。在财政政策上，表现为赤字控制、适度增税和减少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而在货币政策上，则表现为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下降和加息预期的不断强化。
1、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
美国财政赤字的良好控制是财政政策调整的重要表现。在2016财年，考虑到进入到债务集中还款期等因素，预期赤字将达到544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在2.8%左右。这一债务的变动，主要是为了相关债务的展期或风险控制，而不是简单的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自2015财年起，美国政府开始了着手对富人家庭和大型金融企业增税的研究。奥巴马政府将把美国富人的资本利得税从23.8%提高到28%，将对资产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企业征收新的税费等。增加税收，特别是增加资本收益性的税收应看作是降低投资规模，调整总需求的重要手段。
自2011年美国房地产复苏起，美国政府即不断减持美国“两房”和其他大型企业的MBS和CD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在美国政府大量减持相关资产支持证券的同时，美国国债的风险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
2、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依然十分庞大，但增量几乎为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基本保持稳定运行，资产结构和规模均维持稳定，而市场预期这种稳定性将持续到2017年。但在2016年3月至4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多次表态要收缩资产负债表，预期在美联储加息诉求遇阻的情况下，美联储将转向收缩资产负债表，以向市场传递政策紧缩的信息。总体预计，在2018年年底前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将从2016年年初的4.5万亿元，收缩至4万亿元左右。
在美联储的利率调整安排上，仅仅是在2015年12月份完成了一次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上调了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美联储也郑重表示，加息意味着美国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2014年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在利率上升的同时，美联储努力的维护货币增速的稳定，从而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美国M2的增速总体呈下降态势。
（二）美国经济运行：降不下去的需求和降下去的供给
总需求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相关。在美国，家庭的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关键性的作用，对美国总需求的影响巨大。
一季度，美国家庭消费的四大指标仍持续向好，说明美国消费增长的环境总体将保持稳定，总需求的运行基础条件良好。一是非农就业率继续提高。2016年2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24.5万人，失业率首次低于5%。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继续提升。一季度，美国家庭收入增速高达2.3%，家庭中位数收入达到55000美元左右，超过危机前的最高值。三是家庭净资产仍在增长。受到房价和股价上涨的影响，美国家庭的净资产规模将达到93万亿美元左右，较危机时期的2009年56.5万亿美元的低值高出近65%。四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高位稳定。2016年2月、3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91.7和91，保持历史高位。
此外，美国进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由逆差递减状态转为增长。2016年1月份的逆差达到459亿美元，2月的逆差达到471亿美元。逆差的扩张，说明美国国内总需求总体保持强劲增长，对世界市场的拉动效应也在不断加大。
受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收紧的影响，加之美元升值给美国商品和服务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减弱等问题，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总供给的重要构成指标表现出回落的态势。一是制造业。根据Markit的数据，美国制造业进入2016年后，制造业PMI指数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指数值分别是52.6、51.4、51.5，增速下降的局面基本形成。2016年3月，美国制造业产出额出人意料的下降0.3%，制造业企业设备使用率下降至75.1%，是2014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值。二是能源产业。1月，美国页岩油产业每日的产量下降为512.9万桶，而2月则进一步下降为日产量501.3万桶，3月份的日产量预计是492万桶。页岩油产业的产出规模总体呈下降态势。三是房地产业。一季度房地产市场的空房率已经上升到4.5%，新建公寓的数量只有2万套，较正常水平下降了约一半的规模，而私人房屋的营建许可增长缓慢，也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产出规模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供给侧”调整下的中国：艰难的去产能和偏离的总需求
201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6.7%，尽管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但明显高于市场预期。在运行层面，中国政府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并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政策着力点，以钢铁和煤炭产业为抓手，开始了艰难的去产能改革；而同时，消费和投资需求总体增长缓慢，总需求结构偏向房地产市场，并导致了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进一步偏离。
（一）我国总体经济形势稳中有升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585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这一增速远超美国同期的增速水平，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9%，比上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缩小0.0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670元，基尼系数水平保持稳定，社会贫富差距状况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二）三大动力增长总体乏力
固定资产投资是带动经济增速提升的首要因素。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7%，较2015年的增速有所回升。在构成产业中，制造业投资27716亿元，增长6.4%，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增长较快，分别为19.4%和19.6%，市场自主性投资复苏不明显。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3%。但在构成结构中，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速均落后于平均增速，较大幅度的拉低了消费结构；建材、家具等房地产相关性行业的消费增速较高，引致消费的色彩突出，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明显。总体消费层次和水平有所衰退。
进出口贸易形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增速下降5.9%，较1-2月下降12.6%的情况有明显的改善。其中，出口仅下降4.2%，也较1-2月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但总体贸易地理结构并不理想。
（三）新旧动能不断积累对经济的支撑愈加显著
一季度，国内新动能快速累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加显著。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1400家，同比增长27%左右；1-2月，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增长55.3%；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增速达到10%，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达到9.2%。国内传统生产动能的优势在不断积累，传统动能的效率、技术和收益在不断提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807亿元，同比增长4.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3%，总体保持在相对安全的水平线上。
过渡期下的财政：
下行压力仍在后期不容乐观
一季度，我国明确了要在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改革，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要由原征收营业税转为征收增值税，随后还将根据全面“营改增”后的情况，探索过期性的财政体制调整，并确定下一步改革的地方财力基数。在这一环境下，部分地方政府出现了人为做大财力基数，形成体制调整前的既得利益的做法，并导致财政收入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常。一季度，总体上呈现出“意料中的支出增长”和“意料外的收入增长”相结合的特征。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89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6亿元，同比增长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23230亿元，同比增长10.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过快，与中央收入增速间的差异过大，带来一定程度的“人为做大”收入基数的担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32954亿元，同比增长7.8%，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上升，如果能够排除人为做大税收收入的影响，说明财政收入结构有所优化。
全国财政收入增幅（6.5%）比2015年全年增幅提高0.7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结构调整面临的困难也较多，经济自主性复苏进程仍未开启，后期全国财政收入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958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5050亿元，同比增长4.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908亿元，同比增长17.4%。
“供给侧”财政货币政策框架下的金融协同
“供给侧”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既包括两类政策体系措施间的协调配合，也包括政策机制间的协调配合。仅依靠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现有渠道和手段是无法满足“供给侧”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需求的，在一方面强化内部创新和延伸内部功能的同时，大力引进并借助外部的有效机制和工具是实现“供给侧”管理的有效支撑。
金融协同是作为参变量纳入政策体系的，在地位和作用上应是辅助性和因应性的，不宜作为主导性或主动性的手段直接发力。金融协同的内在构成上要实现与政策调控框架的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在政策手段上，要着力建设具有结构性调控功能的价格型工具，具有财政政策引导的信号工具，机制上的协作工作和支持工具等；在政策机制上，要大力支持协作机制的完善，在规模调控中的政策借力机制，决策辅助机制和政策时滞控制机制等；在政策模块上，要大力推进协作模块、隔离模块、外嵌模块和组合工具箱的建设，以通过模块的直接运用降低决策成本和风险，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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