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政府已公布的粗略实施框架来看，未来十年多达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将重点投向道路、桥梁、隧道、机场、铁路等五大领域，具体项目通过公私合营(PPP)模式推进的可能性较大。考虑到这类基建项目实施难度大、涉及范围广、相关议题争议多且融资模式设计复杂等因素，正式“落地”或将推延至2018年。当前，我国参与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受到安全审查、GPA条款限制以及自身能力不足等多因素掣肘，但也面临难得机遇。建议以“习特会”为基点，用好用足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择机邀请美政府加入亚投行，力争将双边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上升为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议题，积极探索推进“中国+X+美国”的基建合作新模式新途径，着力构建政府-企业-协会-驻美机构“四位一体”的应急风险防控体系。
——特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将采取私营资本和联邦投资两种方式共同筹措，道路、桥梁、隧道、机场、铁路等将是重点投向领域。
目前，特政府基建投资计划尚处于起草论证阶段，从联邦政府已公布的粗略框架、总体债务规模状况以及白宫官员对外表态口径等方面来看，未来采取公私合营(PPP)方式进行项目融资的可能性较大。项目方面，从特最新表述来看，1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将重点投向道路、桥梁、隧道、机场、铁路五大交通领域，在优先领域中并未提及能源和水利类基础设施项目。从社会资本参与基建项目的具体方式来看，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政府分期回购、合资合作开发以及合资合作建设等均可采用并为特朗普政府所许可。为得到国会授权，特曾多次声明其基建投资方案不会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即项目落地后形成的综合税收增加会与项目税收抵扣(目标是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后造成政府收入减少大体持平，最终有望实现税收中性的政策目标。
——美国会通过特朗普基础设施提案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项目“落地”或将推后至2018年。
与改革税收、调整关税、修建边境墙及出台“禁穆令”等敏感政策不同，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在美朝野上下取得较大范围共识，并将在拉动美国经济复苏和稳定美国政治格局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故未来遭遇大范围阻力的概率较小。
从特政府公布的重点事项来看，2017年将优先推进税收、就业、移民、贸易、医保等领域五大政策的实施，考虑到基础设施提案实施难度大、涉及范围广、重点项目争议多且融资模式设计复杂等因素，因而未将其列为执政的“优先工程”。基于过去两个月的进展情况，乐观情景下预计具体基建项目有望于2018年开工建设。
——我国参与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虽然面临多重因素制约，但仍拥有难得机遇。
当前，我国参与特朗普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仍面临不少压力和挑战。一是特朗普的“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将使中资企业参与美基建项目遭遇“非制度性”壁垒，一些敏感项目甚至会遭遇美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全面安全审查。二是由于存在市场开放范围争议、协定原则理解差异和相关法律衔接不畅等原因，目前我国尚未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GPA)，导致高铁等我国优势制造产品无法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中资企业参与具体项目建设时也将在意向采购、选择性招标以及补偿交易等方面面临准入门槛限制。三是缺乏在美国成功运营基础设施的经验，多数中资企业对“美式”规则并无深入了解，加上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匮乏以及相关产业附加值偏低，国际化整合并购水平和综合性资源开发潜力与美本土企业尚有较大差距。这些都将对项目前期磋商谈判和后期项目建设构成较大制约。
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已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高铁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技术、管理和服务“走出去”比较优势突出，加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合作机制支撑作用凸显，因此，中资企业赴美参与基建项目投资合作已具备较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特政府正式宣布退出TPP，更加注重双边经贸谈判，这或将为加快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带来新机遇，也将为中资企业赴美开展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拓展新空间。
——加强主动对接、发挥比较优势、创新合作思路、强化风险管控，积极推动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落地见效。
面对特政府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新机遇，应以“习特会”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加强与美方深入沟通和对话，力争将基础设施领域作为未来双边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
一是加强主动对接，条件成熟时可先期投入一定规模“诚意金”用于支持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中美高层交往和商贸联委会等机制性平台，全面阐释我国在参与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独特优势，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开放的胸襟和更有力的举措与特政府就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寻求最大利益公约数，力争取得早期收获。建议待条件成熟时，可与美方共同制定一份由中资企业主导参与的美国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和创造就业项目计划，以支持特政府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早日“生根发芽”。
二是适时设立基建合作专项基金，将基础设施建设上升为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议题。
加强政策沟通对话，倡议与美方按照1:1比例设立中美基建合作专项基金，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基建项目建设。条件成熟时，将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上升为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议题，共同描绘出操作性强、开放度高、适用性广的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新蓝图。
三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将高速公路和桥梁作为与特政府开展基建合作的优先性项目。
据美全国商会估计，到2030年美国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要多达2.9万亿美元的新增投资额，其中高速公路和桥梁需求量最大，约占总投资额的62.1%。目前，我国已在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和卡拉奇高速公路等海外重大项目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央企和民企“抱团入美”，以产能、产融深度融合的方式，加快形成经营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且体制机制灵活的“中国式”高速公路和桥梁建设一体化解决方案。
四是创新合作思路，积极探索“中国+X+美国”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新模式新途径。
按照运营主体、法律形式和资产所有权不同，我国参与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可选择“政府+民营”合资、以工程承包为核心的成套服务以及政府股份转让实现民营化等多种模式。考虑到美市场的特殊性，可邀请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组成“中国+X+美国”战略协作联合体，积极探索以我国优质中端产能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装备深度结合的新模式来共同开发美国市场，这不仅能大大提高我国获得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能性，而且能有效减少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的负面舆论。
五是强化风险管控，切实保障我国参与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安全高效。
持续保持合规敏感性，严格遵守“美式”游戏规则，着力规避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全面掌握美行政复议和法律救济程序，深入开展尽职调查和投资项目结构设计。尽快建立以专业化服务为导向的双边争议仲裁部门，全方位服务于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高度重视危机应急管理，强化企业安全风险意识，使安全保障责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协会-驻美机构“四位一体”的应急风险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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