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积极探索和运用PPP模式，临潼区已推出44个项目，其中，芷渭路、空港大道及机场路、秦王水景公园项目被列入陕西省财政厅第二批PPP示范项目。这是8月15日，临潼区在我市第八次“追赶超越”擂台赛上传递的喜报。
据记者了解，2015年以来，临潼区积极探索引进PPP模式，积极促成相关项目落地，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本，助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从无到有的“PPP”
8月17日中午，西安渭北工业区临潼现代工业组团一体化大配套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从单一的自来水厂到陕西唯一的水务一体化PPP项目，临潼区尝到了PPP项目早入手、帮扶管和强推介的甜头。
据了解，这个水务一体化PPP项目包括2座配水厂、1座污水厂、园区配水管网、污水管网四个重要部分。项目整体完工后，将对整个工业组团51平方公里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生活、生产用水，同时收集、处理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一个项目将原先归口3个主管部门管理的项目整合在一起，吸引社会资本建设、管理，统筹资源、整体调度，不仅大大降低了财政资金的压力，也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速度。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临潼区对PPP模式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据临潼区发改委主任、PPP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袁社介绍，从2015年起，临潼区就启动了PPP项目的征集、策划，并于同年9月向外发布推介了总投资265亿元的25个项目。2016年3月，为更好推进和管理项目，成立了项目协调领导小组，4月出台了全市首个区县级PPP项目管理办法，9月组建了全市首个区县级PPP项目管理中心，全面负责全区PPP项目业务管理工作。
但初期合作时，由于不熟悉PPP模式，临潼区相关单位在进行谈判时经常“吃亏”。
“社会资本往往诉求是利益最大化，同时责任最小化。一开始我们不熟悉，在对乙方的责任约束和一些细节上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袁社说：“经过两年的尝试，慢慢积累了经验，我们现在更多地采取竞争性谈判策略，项目要做好，但责任要共同承担。”
秦汉大道临潼段(东段)项目建设中，PPP模式同样发挥了作用。昨日上午，在秦汉大道陇海线上跨控制性项目建设工地上，大型工程机械和龙门吊陆续开始作业。秦汉大道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军锋说：“投融资建设+设计施工总承包+政府回购的模式给项目带来了资金支持，不仅可以确保工期、老百姓也能提早享受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带来的便利。”
据统计，截至目前，临潼区共推出PPP项目44个，总投资698亿元，其中已推荐入省、市发改委PPP项目库的项目35个，总投资约575亿元。芷渭路、空港大道、机场路项目以及秦王水景公园项目被列入省财政厅第二批PPP示范项目。
PPP模式的潜在效益
临潼区在一份关于PPP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中总结：政府部门使用PPP模式具有潜在的效益。一方面，通过社会资本参与可以帮助政府从资金限制的困境中走出来，有助于政府部门吸取社会资本的经验和接触最新的技术，也有助于外国投资者向国内的政府部门实现技术转移;另一方面，恰当的项目类型有助于推动竞争和市场化行为，有利于运用先进技术、鼓励创新，这些都是传统方式无法带来的。
临潼区区长、PPP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刘三民的感受是，推动PPP项目有利于改善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将自己生产的公共服务转化为由私人部门生产。通过PPP模式，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管理效率。在市场化竞争中生存的企业和社会资本，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以供政府部门选择，产品的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是显著的优势。政府部门可以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服务向社会公众提供。”
袁社认为，PPP的显著效应还体现在，开启了私人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大门。同时，有助于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政府部门有限的供给和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共同决定了单独依靠政府部门的能力去供给满足全社会的需求是很难实现的，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PPP模式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而且可以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袁社说，作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有效突进，在PPP模式中，政府部门是PPP模式的重要一方，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各个部门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都需要做出改变。当经济活动各方出现纠纷或问题时，以往需要行政干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必须要依靠经济或法律手段。政府部门只有增强服务意识，才能建立相关部门的并联式的项目管理模式，使改革的成果落到实处。
“不待扬鞭自奋蹄。”袁社如此总结PPP模式对本区引进、建设项目的推动促进作用，“在PPP模式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既为私人部门开辟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又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健康成长，减轻了原本政府需要承担的社会风险，促进了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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