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临时主席鲍威尔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北京周报》：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50个基点，同时宣布6月1日起缩减规模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配合加息举措，以应对通胀。您认为美联储加速紧缩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宗良：美联储此次加息50个基点旨在应对通胀高企并促使经济实现“软着陆”，但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一是美联储此次加息难以抑制严重通胀。美国通胀水平较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核心是长期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储蓄快速累积以及疫情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瓶颈。美国通胀指数过高，难以通过本次加息得到有效抑制。美国3月CPI同比上涨8.5%，涨幅刷新逾40年峰值，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有效抑制不断飙升的通胀率。并且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均对供给端带来冲击，继续对通胀形成上行压力。
二是经济增长叠加金融稳定将制约美联储加息节奏。当前美国资本市场估值偏高，资产价格面临较大的下跌风险。在美国债务高达30万亿美元以上的情况下，美元过快升值和利率上升可能会引发债务风险。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双重制约下，美联储加息节奏会受到较大制约。但考虑到美元在全球的特殊地位及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力，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仍将比其他经济体更为主动。
三是未来美国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存在陷入“滞胀”的风险。2022年一季度经济活动总体放缓，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下降1.4个百分点，但家庭支出和企业固定投资依然强劲。未来，美国就业市场的参与率会逐步提升，但是就业人数增长会放缓，进而导致失业率出现小幅上扬。同时如果加息未能带来大量的资本回流、通胀仍然较高、经济增速较低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存在陷入“滞胀”的风险。
《北京周报》：美联储此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何在？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否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宗良：美联储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由于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元加息必然会带来全球流动性的相对紧张，从而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全球GDP增速或降至4.1%，较2021年下行1.4个百分点。
美国金融市场可能迎来大幅调整。美联储加息长期有利于控制通胀、资产价格泡沫，但短期利率中枢上移或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面临调整甚至动荡。当前美股存在泡沫化风险，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深入到加息、缩表阶段，美股可能出现较大幅度、较长时间调整。在美联储议息日大涨后，美股连续两天下挫，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四更是重挫5%，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百分比跌幅，就是很好的说明。
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少数新兴经济体或出现爆雷。为了抑制飙升的通货膨胀率，一些新兴经济体已开始调整货币政策。由于新兴经济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其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十分敏感，不得不通过提前加息应对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风险。随着全球流动性收紧，以土耳其、阿根廷、智利等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市场将面临“政经风险交织、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可能爆发债务危机。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转向，新兴市场“缩减恐慌”或将再现，叠加新兴经济体内部脆弱性与疫情反复等因素，风险或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存在触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俄乌冲突成为重要的不确定因素。随着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能源价格面临较大上行压力，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与经济风险。俄罗斯从能源领域进行的反制裁措施，将导致欧洲、美国在通胀和增长间的抉择面临更大困难。鉴此，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采取相对缓和的加息策略，全年加息幅度也会有所减少。
5月4日，平安银行资金运营中心员工在浦东陆家嘴平安金融大厦监测人民币汇率变化。
《北京周报》：美联储此举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应如何应对？叠加世界经济下行、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外部不确定因素，中国如何确保金融稳定？
宗良：美联储此举会对中国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等带来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是与相关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在疫情暴发后没有大规模的“开闸放水”，而是选择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创造适度宽松的信用环境，因此目前通胀压力总体可控。但考虑到疫情冲击依然存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等因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仍需要高度重视。
一是坚持“稳增长”的年度主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应坚持稳增长的决心不动摇，采取“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目前我国的通胀压力总体可控，2022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0.9%，PPI同比上涨9.1%，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且我国商品市场供给充裕，为稳增长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央行的总量与结构双重功能货币政策实践，为货币政策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提供了新契机，在指导货币政策更好服务经济的同时，也为全球各国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新的借鉴。
二是重视资本流向呈现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从历史情况看，美联储加息通常会有大量资本回流美国，部分新兴经济体或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本外流问题，但目前国际资本流向将趋向多元化，尤其是俄乌冲突凸现美元资产的风险，亚太地区可望成为全球资本流向的重要目的地。目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预期保持乐观态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在发挥重要作用，预计外资会继续进入中国市场。
三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原则,加强国际合作。俄乌冲突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中国的作用更为突出。新时期应重视中立组织的重要作用,适当扩大金砖（+）国家在国际领域的集体发声，同时加强与相关国家或区域的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相应的避险货币功能，规避西方主要货币相关性较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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