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称，目前省会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1500元左右。向文波说我相信只要产品卖得稍为像个产品而不是像卖破烂，这样的中国企业就都能承受。向文波向媒体公开表达的这条建议，引发多方关注。
且不说好多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连600元都不到。就连目前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特区深圳也只有区区850元。省会城市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这不是信口开河，放卫星吗？在“两会”这样的庄重场合，人大代表发出这样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大跃进的建议，确实十分另类，不少人也反对和质疑向文波的这一提法。但是笔者注意到，这份另类建议得到了不少代表和委员的支持，工资问题，成了“两会”期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众所周知，除了少数闹“用工荒”的企业以外，由于员工与企业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大多数员工在强势的老板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且不说绝大部分企业不愿意涨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执行到位的城市有的是，打法律的擦边球，克扣员工工资的企业更是不在少数。在这样的劳资语境中，向文波规划的最低工资大跃进的宏伟蓝图能变成现实吗？再说，即使工资涨上去了，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怎么办？而且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幅度太大，操作上也存在障碍。
但是我认为，作为企业家的向文波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导向是值得肯定的，总体上说，通过涨工资藏富于民，激励员工工作热情的思路也是可行的。而且各地现有最低工资标准与快速上升的经济水平、企业利润、物价水平也不相称，职工的工资确实应该相应提高。笔者也期待，向文波代表所在企业首先试行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文波还引用了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百年前有关工资的论述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向文波还认为，1500元/月的最低工资不是一个梦，只要国家立法，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家、雇主都应该承担而且有能力承担起这种责任。
其实，早在2004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颁布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应该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整体水平比以前也有所提高。但是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生活水平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增长的步伐。和高速增长的经济水平相比，不仅直接关系百姓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住房价格一路疯涨，教育、医疗等项目收费居高不下。猪肉涨价、方便面涨价、食用油涨价、成品油涨价……一片涨声中，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企业家提出涨工资方案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而且笔者认为，涨工资除了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企业的一种责任。
所以，我认为，这份充满朴素期待的另类建议不仅值得关注，而且有关部门应该积极予以回应。当然，具体操作上，工资到底该怎么涨，涨多少，还还需要政府做出周到的制度安排。立法涨工资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立法关键在执行，通过政府强大执行力让企业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在笔者看来，政府更应该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工资上涨。比如，减税就是其中一种。美国《福布斯》杂志不久前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的税负名列世界第三。尽管国家税务总局驳斥说，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企业与员工对当前税负水平都不满意。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尽管个人所得税已经做过2次调整，但是税收负担与百姓实际收入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我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给企业与普通职工减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给企业减轻税负也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原动力，减轻个税，更是让员工直接得到了实惠。再比如，国家财政还可以给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补贴，特别是给低工资职工更多养老政策支持，等等。这些措施，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增加工资。
总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企业与政府的共同责任。只有切实解决好衣食住行医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老百姓得到真金白银，才能让整个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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