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股市从6124—2199点，合计64.1%的暴跌，迄今为止，权威的舆论均将原因推向客观原因：“天灾”、“次灾”(美国次贷危机)、“油灾”、“通灾”(通货膨胀)。
其实，权威舆论忌讳的“股灾”，才是今年中国最大的“灾”。除了64.1%的跌幅可列入世界股灾史第九位以外，据上交所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14日中国股市的最高市值是34.47万亿元，而9月3日2248点时，市值仅15.4万亿元，7个多月损失了19万亿元，若扣除今年上市新股所增的市值，共损失市值约20万亿元，这意味着13亿中国人去年全年创造的24.66万亿GDP中的80%打水漂了。这20万亿元相当于250次汶川地震损失，相当于居民存款总额1.3倍，相当于现存1.1万亿股大小非按8元市价全部兑现总额的2.2倍，相当于在中国爆发2.5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
但是令人惊愕的是：迄今没有一个政府领导人，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如证监会、国资委、央行、财政部、发改委)，没有一家权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对经济增长10%以上的中国股市20万亿元的国家和国民财富的流失，表示过一句痛心、痛惜的话，更没有问责、纠错、救市的意思。相反，本周管理层权威人士还撰长文，脸不改色心不跳地从各方各面为中国股市今年所取得的成绩评功摆好，竟认为股市仍然属“稳定运行”，并摆出一副“再跌也决不救市”的强硬姿态，这怎能不令广大投资者失望绝望？
就像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样，今年的中国股灾也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管理层必须坦承失误。
其一，前两年过度扩容，使市场不堪重负。2005年6月股改前总市值仅2.3万亿元，2008年1月就骤增至34.47万亿元，两年半扩容15倍，这在股市发展史上绝无仅有，严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现终于遭到“大跃进”的报复。
其二，股改中的缺陷。大小非仅仅付出10送3的小代价，就换来“锁一(第一年流通5%)、爬二(第二年流通10%)、放三(第三年全流通)”的大便宜。虽然当时有股改契约，但决策和执行中，仍有匆忙、冒进、强制、不公之嫌。
其三，股改后的冒进。股改刚开始不久，就过早地新老划断，集中上市超大盘股，致使现有的大小非只剩4400多亿股，而新大小非又生出1.1万亿股，使今后大小非减持没完没了。
其四，高价扩容。新老划断后上市的265只新股发行价的平均市盈率为28.8倍，最高的97—98倍(中国远洋、中国人寿)，从而推高了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然后再以四五十倍市盈率高价大比例增发，过度抽血，致使今日五成新股跌破发行价，多数增发股跌破增发价，平均市盈率降到17倍，广大投资者蒙受极大的灾难。
既然这是一场人为股灾，就应刻不容缓地救市；也只有靠政府的力量，才能有效救市。当务之急的举措是：
第一，应像1994年325点时国务院的三大救市政策那样，果断宣布，当市场平均市盈率处25倍以下，停止新股发行。
第二，由国资委出面宣布，国有大小非或延长减持时间，或提高减持价格，例如不得低于净资产的两倍，至少不得低于发行价。
第三，启动应急机制，如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提议的六条救市政策那样(直接向股市注入资金救市；由政府出资回购上市公司股票；直接向上市公司注入资金，避免破产；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干预股市；通过制定发展资本市场的长期规划或者出台多项配套改革措施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国家政府首脑直接号召公民增强信心，购买股票，稳定股市等)，对市场非理性下跌进行有力干预。
李志林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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