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经深刻意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意识到再进一步让国进民退的趋势继续下去，不利于共富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落实全党达成共识的“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自2011年中国首富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可能在十八大上出任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消息传出以后，各界有不同的声音。大部分是支持，但也有否定的声音。在否定的声音中，最主要的观点是担心梁稳根这种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共这个执政党的决策层后，可能造成财富和权力的结合，会加剧贫富差距。
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有着“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新华社下面的媒体中撰文：要想实现共富，就必须制止国进民退。换言之，在吴敬琏看来，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才能给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时候，吴敬琏再次通过官方媒体发出这种要制止国进民退的强大声音，无疑是以另一种语境，支持梁稳根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在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进入全世界第二名之后，目前中国社会的最大挑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已高达0.47。因此，对于目前中国而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下之急，也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了，中国才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要实现共同富裕，什么样的路径才是中国的选择呢？吴敬琏提出要民进国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目前各界都认为比较好的路径选择。
事实上，目前中国城乡差距最小省，也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浙江省就是民营经济大省。而目前提共富口号最响的重庆，也是将最大的立足点放在支持微型企业创业之上。这充分说明，共富的根本还是要有大量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创业成功。
要想发展民营经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核心支点就是要有一大批企业家。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变量是：对比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有了大批企业家的出现。按照这种逻辑，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能否拥有一批卓越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将成为中国实现共富的最关键环节之一。以梁稳根管理的三一集团为例，在梁稳根成为中国首富的同时，他的创业团队有多人成为亿万富翁。同时，三一集团的成功也使其六万多员工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并和中联重科一起，让长沙成为工程机械之都，带活了、带富了大量的配套关联企业。
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后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战略性观点。这意味着，只有更多像梁稳根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富裕起来之后，才能有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富裕。那些认为瓜分有钱人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已经通过无数次实践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的国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绝不能让其卷土重来。
再说回来，在中共十五大推行抓大放小的战略任务完成以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撤出来，让市场来主导，反而卷土重来，利用垄断、利率、税收等各种政策优势跑马圈地。而在这个没有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共决策层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期，中国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这些现象和数据，也再次支撑了吴敬琏所提的“国进民退是共富死敌”的观点。
在这种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观点互相博弈的关键时期，中共这个执政党考虑将梁稳根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吸纳到中央决策层中来，无疑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毕竟在目前的中国，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分量。而这一事件本身也从某种程度表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经深刻意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意识到再进一步让国进民退的趋势继续下去，不利于共富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落实全党达成共识的“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所以说，让梁稳根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不但不会遏制共富，反而更加有利于推进共富。如果有更多的李稳根、张稳根进入到中央决策层，会更有利于推进共富。当然，也必须让这些人在进入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依然留在企业，而不是去政府担任官员，否则就背离了让民营企业家壮大这一主旨。也只有达成这种共识，才可以让中国共富的速度更快一点，反之就会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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