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撰写了一份报告，因首次公开探讨资本账户开放路径而备受关注。受访的多位分析人士认为，央行此时发布该报告，或意味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将加快。
“一般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需要四项基本条件，即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监管完善、外汇储备充足及金融机构稳健。但这些条件并不是决定资本账户开放成败的绝对因素。”这份题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称。
报告还提出，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稳定并没有明显相关性，“首先，不能因为有可能发生热钱流动和资本外逃就放弃资本账户开放。资本管制是一项长期性制度安排，不宜作为热钱流动、资本外逃等临时性冲击的应对措施。其次，国际上防范热钱流动和资本外逃的方法很多，价格型管理可能比数量型管制更为有效。”
不无巧合的是，2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于网站发文称，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同时，需要加快转变外汇管理方式，做好应对跨境资金双向流动风险的政策预案，利用预调微调工具，平滑跨境资金大进大出，不留监管盲区。
储备货币项下开放不成熟?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已有三分之二实现基本开放。但“总体看，目前我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央行报告称。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资本账户开放的所谓前提条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但风险都不大。”报告称，一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绝大部分以本币计价，货币错配风险不大;二是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以债券为主，市场价格波动不影响外汇资产的本息支付;三是短期外债余额占比较低;四是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风险基本可控。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也表示，资本账户开放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密切关联，“十二五”要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推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这或许是央行此时发表这份报告的一个重要背景”。
他还指出，从与资本账户开放直接关联的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微观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一方面是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有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危机后监管理念、手段和体制上进一步加强。”
但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原外汇局资本司副司长陈炳才认为，如果将资本账户开放分为三类，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储备货币项下的开放，二是本币项下的开放，三是主权货币项下的开放，那么储备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未来十年开放的条件都不成熟。
“因为在储备货币和非储备货币地位严重不对等，且全球储备货币投机资金规模远大于非储备货币国家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规模的情况下，开放储备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但本币项下和主权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则比较成熟，因为人民币自由流动对国内经济和市场的风险相对可控，而主权国家之间以各自货币为贸易结算和投资工具，相互进行对等或交换条件的开放也是现阶段就可以推进的。”他表示。
短期外债不开放
报告将资本账户开放步骤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这也是央行首次公开资本账户开放路径。
报告称，短期安排(1-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因为直接投资本身较为稳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这三个步骤是合理的，但我认为第三步的实现可能会比第二步要更快，因为虽然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密切关联，但资本账户开放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就会很顺利，毕竟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不是单边推动就能实现。”张明表示。
在实现上述三个步骤后，报告展望，以不影响国家间合理资本交易需求原则来衡量，我国已经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
“剩下的项目按照风险程度依次为，个人资本交易、与资本交易无关的金融机构信贷、货币市场工具、集合投资类证券、担保保证等融资便利、衍生工具等资本账户子项，可以择机开放。与资本交易无关的外汇兑换交易自由化应放在最后。投机性很强的短期外债项目可以长期不开放。”报告称。
张明亦认为，从资本类型来看，目前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已基本放开;贸易信贷只要通过真实性审核，也基本放开;唯一管得比较严格的，其实就是证券投资与短期外债了。“事实上，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证券投资资金与短期外债的大进大出恰恰是引爆与放大危机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应对这两个项目的全面开放慎之又慎。”
随着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以及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对于应对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外汇局表示，“坚持对跨境资金流动实施均衡管理，既要完善和充实防范跨境资金大量净流入的政策预案，也要做好防范跨境资金集中流出的政策储备，提高监管政策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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